其中,关于新质生产力方面,蒋颖认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体系的运转效率是关键。近年来,我国在科技研发领域的投入持续增加,彰显党中央对创新驱动发展的高度重视,这一战略导向带来了多个关键科技领域的显著成果。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有所下降,也就是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需提高。深层次的原因之一是创新体系的运转效率不高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率相对偏低。转化率之所以低,主要是市场主体的动能不够足、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度不够高,以及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渠道发展不够充分。
蒋颖建议,首先,政府引导基金带动社会风险投资加大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投资力度,为中小企业的可持续研发增添动能。其中,研发投入方面,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所在的城市,省、市、区各级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加大对集群中“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力度,并带动和鼓励社会风险资金持续投资成长性好、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和项目;金融监管部门要不断完善企业上市、企业间收并购的管理办法,优化社会资本的市场化退出渠道。
“其次,优化合作机制,促进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专业社会组织倡导的三体联动,提升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度。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方面,工信部政务服务平台可基于现有中小企业服务专区搭建企业对接专属平台,引导大型企业通过平台提交应用场景需求,并通过个性化算法推送给相关中小企业和专业社会组织,实现精准对接;国资委在考核国有企业时,增加对企业参与融通创新参与度的评价,促进国企开放更多核心应用场景。”蒋颖称。
蒋颖表示,最后,鼓励外资企业在华开展更多研发活动,推动更高水平融入国际创新网络。外资企业仍然是中国主动融入国际创新网络的重要渠道,因此建议以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进一步鼓励外资企业在华研发和跨境合作研发。
“一是在与本土资源协同方面,鼓励外资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成立联合实验室,参与承担各级政府财政资金支持的共性技术攻关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围绕本土需求开发解决方案;二是在研发资金支持方面,在外资企业集聚的重点城市开展试点,按照企业对当地税收贡献比例,为外资企业预留公共研发资源、研发补贴和专项资金;三是在科研资金和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快研究出台符合当下国际研发合作模式的管理制度,在浦东、前海等地率先试点,再逐步推广。”蒋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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