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讯 今年3月28日,杭州越剧院赴温岭山下金村演出,一演五天。我跟着下乡,也对“戏曲进乡村”有了新的理解。
十部经典大戏——《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荆钗记》《五女拜寿》《一缕麻》……所有剧目全部由村民自选,每天18万元戏金,全部由村民自筹。
这组数字让我沉思良久。
90万元的戏金,对于一个小村庄而言绝非小数,但村民们自愿筹集,无一家拒绝。
演出首日,不足3000人的村子涌进近10万人次。有福建戏迷专程包了大巴,载着20多人赶来。戏台搭在村里的羽毛球场上,4000个座位场场坐满。场外摆出271个美食摊位,麦鼓头、泡虾、青草糊……仅市集一项,单日便带动超百万元消费。
越剧在浙江乡间的生命力,远比我们在城市里感受到的要旺盛——不仅体现在观众的数量和消费额上,更体现在村民主动“点戏”、主动筹款、自主搭台的组织能力上。
有一种论调,认为农村观众“看不懂”,越剧下乡不过是“凑个热闹”。我在山下金村待了一天,这种看法被彻底击碎了。
《红楼梦》宝玉哭灵的那一场戏,观众的情绪完全跟着剧情走。一位大伯眼眶通红,手掌也拍得通红。散场后他不肯离去,坐在原位安静地拆开一包点心,慢慢吃着,等待下一场戏开锣。
这种“看懂”,不是学术层面的分析,而是情感层面的共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会哭,什么时候要鼓掌,什么时候该屏住呼吸。
学生时代,我曾读到梅兰芳的故事:他到工厂、煤矿、抗美援朝战场演出,每一次都毕恭毕敬、全力以赴,把基层演出当作对自己艺术的检阅。
此时看来,这份梨园传统,被杭州越剧院的演员们传承了。
三位“梁山伯”同台——陈雪萍是第2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项李亚获得了越美中华金艺奖,金玉皎则获越美中华佳艺奖。杭州越剧院负责人说了一句话:“无论是国家大剧院还是村里戏台,演员都全力以赴。”
在后台边直播边吃饭的演员,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的戏迷,坐在简陋长椅上、身着黑色天鹅绒西装的观众——他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意境:越剧的浙江气质,就在人间烟火之间。
越剧诞生120年,从嵊州的田埂唱到上海的剧场,再唱回浙江的乡间。它的生命力,在台下那4000个坐得满满当当的座位上,在村民自筹的每一分戏金里,在演员汗湿的后背与观众红了的眼眶里。
作为一个拿相机的人,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一切老老实实地收进镜头。
拍摄时,我大部分时间是蹲着、半跪着,甚至趴在侧幕条边。后台空间杂乱,膝盖硌在地上,一蹲就是半小时。恰恰是这个姿势,让我和舞台上的人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平视”——我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像一个躲在幕布后面的工作人员。他们紧张,我的镜头也跟着紧张;他们松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一口气。
真正的好瞬间,往往出现在你放弃争抢、开始等待的时候。我进入后台时,演员已经在化妆,最好的角度堆满了杂物。我没有挤上去,而是退到角落里等待——等她们忙完一阵、松一口气,镜子里映出另一张脸的瞬间。
《山下金村的越剧五日》这组照片后来被评上了中国记协“我的代表作”。我想,这是我的代表作,也是山下金村3000村民和杭州越剧院的代表作——从泥土中生长出来,又落回到泥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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