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讯 康烈华的书房在二楼,一张大书桌,四壁是装得满满当当的书架,地上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摞一摞书。今年84岁的他,一头白发,精神矍铄,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这个房间度过。
往窗外望去,隔着草木丛生的后院,可以看到邻居院子里的一根电线杆。油绿的藤蔓向上缠绕攀爬,康烈华随手一指:“1973年,就是在这电线杆底下出土了玉璧。”
良渚的地下都是宝贝。
被誉为余杭区“体制外保护良渚文化第一人”的康烈华,生于斯,长于斯。从小时在田间地头经常捡到些奇怪的小石头引发好奇;到后来投身研究和保护良渚文化;在步入晚年后用了五年时间带领团队完成197万字的《良渚镇志》。对于脚下这片土地,他有着刨根问底的执着,也有着一往情深的热爱。
康烈华说,他的一生都在追梦。前半生身处逆境,历尽坎坷;现在家和子孝,晚年幸福,人生之梦可谓圆满了。
“我生于1941年,亲身经历过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共和国走过的路都在我的眼里,共和国75年来的经历都在我的记忆里。”在他的影响下,家人也投身于良渚的保护和建设中,大儿子康宏果也被授予“良渚遗址保护特别贡献奖”。2022年,康宏果家庭被评选为“全国五好家庭”。
时光回转,良渚曾经矿场遍地,开山炸石让山石裸露、满目疮痍,良渚文化岌岌可危。而现在青山还绿,遗址重生,这张世界级的文化“金名片”越来越亮眼。
这片土地不一般
康烈华很早就意识到脚下的这片土地不一般。
他出生于良渚安溪后杨村,“我小时候在田地里务农,在坟山间放羊,地上就有石箭头和青色磨光石头‘浮’在那里,我总当宝贝一样拾回家。”
后来他才知道,这些他经常当作玩具把玩的,就是良渚文化时期的石镞、石锛。
那是20岁的某一天,他去舅舅姚今霆家做客。姚今霆也是一位良渚文化保护者,还是良渚文化发现者施昕更的小学同学。康烈华在舅舅家看到了施昕更赠予姚今霆的考古报告《良渚》,书页已破旧,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小时候拾到的东西是一种文物!”
书中写到的有鱼尾纹的黑陶鼎片,过去在地里常有人挖到,大多直接敲碎,想到这里,康烈华一阵心痛。那以后,他加入了“良渚文化学会”,立志以保护良渚文化为己任。
1973年,就在那根电线杆所在的邻居家院子里,村民们在挖沼气窖时,山锄子挖到硬物迸出了一串火星。大家吃了一惊,用手向洞壁上掏挖,泥土细松发绿,一掏二掏竟一连挖出近十个圆形“玉饼子”。
这是良渚玉璧。
那时候,村民们对良渚文化和玉器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文物的价值。33岁的青年康烈华知道后,便去动员邻居,“地下的文物都是国家的”。讲了很多道理,邻居同意捐献给国家。康烈华和侄儿两人,各拎了一个布口袋,装着15公斤左右的玉璧,送到了浙江省博物馆。
浙博人员看到这些宝贝也是大吃一惊,十分欣喜。两个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请对方出具一个收条。浙博打了收条,又给了他们两人五元钱,作为往返的车费。叔侄俩捐献完文物后高高兴兴回了家。
后来,康烈华也有一点遗憾:如果留一部分给当时的县文管会,当地的博物馆就会有一批镇馆之宝了。
1987年7月,他补上了这个遗憾——他把自己从小拾来的、精心收集的60多件良渚文化石器、陶器,捐献给了余杭县文管会。
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儿子康宏果对良渚文化也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2006年,一件更传奇的事发生了。
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但他的选择却是必然的。
康宏果在自家竹园地(皇姑坟)上造房子,帮工们在墙基边缘西南角挖出了四个圆饼状的东西,又是玉璧!
这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良渚玉璧的价值,就有帮工偷偷将玉璧藏起来带回了家。康宏果立刻找父亲商议,决定把好不容易批出的造房子的事情先放一放,首先要去通知良渚遗址管理所的费国平所长和施时英副所长(施昕更之孙)。
他们得到的指令是,“一定要搞好保密工作,不能向外透露工地上出玉的消息。协助收缴好出土玉璧,一件也不能少。”
“文物跟我在一起最安全!”那天晚上,康宏果把车开到工地边上,抱着从帮工那儿收缴回来的玉璧,在车里守了一夜。
后来专家们都来了,挖掘现场,灯火通明,围观人群如潮水一般。后杨村皇姑坟遗址一共发现良渚文化墓葬九座,200余件珍贵文物由此露出真容,大型玉琮、玉璧、玉管、玉镯都有。这是康家最激动的一刻,他们自己成了传说。
曾经拿着标尺在良渚各村的墙上刷上“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标语的康烈华,当时并不能预见,自己跟文物的缘分竟这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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