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智媒时代流动性风险的治理进路
编者按：智能技术对社会系统的深度嵌入强化了社会风险结构的复杂性，同时给风险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春雷与博士研究生黄晓青在《传媒观察》2026年第2期撰文认为，在流动性不断凸显的现代性社会，社会风险呈现出以个体层面的认知流动、社会信任层面的情感液态化以及社会系统层面的价值漂移为表征的流动性结构，这种风险形态具有风险主体的结构性流变、风险传播的跨域流动以及风险扩散的“再情境化”等结构特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需要将过往以“解决事件”为目标的治理模式调整为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治理取向，对接情感治理逻辑，从而实现对流动性风险的有效治理。
智媒时代的到来引发信息传播结构的复杂化，公众对于风险的认知往往不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在日益复杂的信息环境中深化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调动个体的风险记忆并形成风险的跨时空流动。在此背景下，风险的流动性贯穿于风险“事件链”的演变以及社会风险的整体累积过程中，并以互动、沉浸的方式镶嵌于社会交往形态中，进一步重构了公众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
一、智媒时代流动性风险的呈现
（一）主体性消解：技术依赖形成认知流动性
技术演进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也引发了人类日渐深入的技术哲思。波兹曼认为，当技术从工具升格为环境时，将引发认识论层面的殖民化。当前，人工智能正成为新一轮技术产业革命的中坚力量，可以说，人工智能，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波兹曼所言的一种“环境”。由此导致公众认知因算法推荐而越来越局限于单一信息领域，加之算法以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分析能力和输出能力，能够对数据进行整合分发，使公众易于陷入过度依赖算法功能的困境，进而导致个体逐渐丧失部分主体性。
算法推荐的个性化分发在提升信息效率的同时也制造了信息茧房，公众被封闭在算法优化的信息流中，对外部风险的感知能力被持续弱化。而风险感知本质上属于风险文化层面的延伸，更多在意识、态度、理念、记忆等维度呈现，处于具体某一场景中的风险主体因之呈现出更加明显的流动性和液态化特征。具体而言，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情感分析过滤负面内容，客观上对社会矛盾进行了选择性遮蔽，使个体用户在信息接触层面难以把握事件的全貌。这就导致了公众对风险事件的认知趋于模糊，个体对风险的判断与理解在关键信息缺失的背景下陷入悬置状态，引发“认知流动性”。
（二）社会信任危机：技术滥用导致情感溢散
智媒时代，技术的负面效应除了技术依赖这一显著风险外，还包括因使用主体、应用场景或制度规范不当而产生的技术滥用风险。具体体现为深度伪造技术生成大量虚假信息，信息失真足以遮蔽社会真相，引发公众的误解和误判，从而破坏社会秩序。数字技术的权力架构“取消”了情感对于实体身体的天然依附性，使情感面临着被虚化的客观风险，形成情感溢散。个体的社会参与及其交往实践将谣言等风险在社会圈层中不断扩散，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信任不断消弭，进而危及社会信任。
此外，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社会各个系统时，公众对信息真实性的评估以及内容甄别愈加困难，真实与虚构的边界越发模糊，加剧社会信任危机。尤其当技术成为情感交互的中介时，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影像、语音和文本正在模糊“眼见为实”的认知范式，人际信任基础受到技术滥用的侵蚀，容易引发公众信任动摇及群体恐慌焦虑。
（三）责任边界模糊：监管缺位引发价值漂移
现代性社会，风险治理面临贝克所言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困境，即技术系统的复杂性使责任边界难以清晰界定，算法黑箱使得这种边界的模糊性被进一步放大。进而言之，许多算法技术的工作原理复杂且不易理解，公众亦不清楚其具体意图。这种不透明性导致在治理实践过程中，治理主体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并干预其决策过程，在面对算法失控时缺乏必要且有效的监管方案。在此过程中，治理主体角色不断发生转换，使得风险治理的责任边界愈加模糊，进而加剧治理困境。
在治理实践中，责任边界的模糊使得事件与事件关联的内在逻辑也悄然发生变化，风险生产和风险传播时空可延展性增强，且超越了传统的时空观。随着公共议题的持续发酵，公众认知在不同圈层中发生情感溢散，并逐步上升为跨阶层的社会共识。这种认知不再停留于个体层面的经验判断，而是以群体化、泛化的方式不断累积并系统化，最终导致公众在事件及其风险评估中缺乏稳定的价值参照，表现为价值漂移。
二、智媒时代流动性风险的结构性逻辑
流动性风险的呈现逻辑表明，风险已经深度嵌入社会系统的各个维度。技术赋能的时代，信息流与数据流成为社会系统运行的核心动力，同时也助推了风险的流动性和液态化趋向。技术与社会系统的深度耦合，进一步加剧了风险结构的复杂性，甚至可能在特定条件下被液态化或转移。这种流动性不仅体现在风险载体自身的物理属性中，更贯穿于风险的生产、扩散及后果显现的完整链条，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结构性的演进逻辑。
（一）风险主体的结构性流变
风险主体是风险生产与扩散的源头，当前智能体的爆发已然改变过去以人类行动者为主导的风险主体，技术作为非人类主体与人类在风险场域中具有同等位置，共同构成了动态异质网络。在智媒时代，算法推荐等技术作为非人行动者深度介入社会传播系统，并通过“转译”功能重塑信息筛选逻辑。可见，风险生产和传播主体已由先验、稳定、统一的“人”，转化为由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体、作为技术物的算法和智能设备，甚至数据流等异质成分通过动态耦合共同构成全新的“行动者网络”。
如前文所述，算法推荐技术深度嵌入媒介系统的底层运作逻辑之中，通过个性化内容分发固化用户认知模式，并借助跨平台数据协同实现同类信息的系统性渗透。这一机制不仅增强了风险认知在特定群体内部的聚合效应，更在实质上重构了公众的风险感知路径与判断逻辑。人类行动者及以算法为代表的技术性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了流动性风险的传播主体。这一复合主体形态不仅体现了传播结构的演变，更折射出风险生产过程中高流动性、边界模糊的特征，这便构成了风险跨域流动的基础。
（二）风险传播的跨域流动
风险依托传播网络延伸至社会各系统，这种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要素，而且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和象征生活过程的表现，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强化了社会要素的流动。传统的社会交往往往仅限于物理空间，且具有明确的边界。如今，技术逻辑驱动媒介与社会结构深度融合，资本、技术、信息以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贯穿其间，风险传播也因此呈现出跨域流动的特性。
在风险场景中，跨域流动打破了传统公共舆论场的边界，使风险信息能够在“多重空间”中同时发酵。多元异质行动者的共同参与进一步形塑了人工智能时代风险的传播结构，进而生成兼具高度流动性与深度隐匿性的复杂适应系统。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复杂网络结构既是连通媒介、社会、文化以及公众认知等系统的适配机制，同时也是风险在不同场景之间相互流动以及重叠、交织与联动的跨域连接机制。不同系统叠加后，单一领域的风险更容易穿越边界，形成“系统性”扩散，由此增强风险的不确定性。数据流动是信息共享的基础保障，这种复杂的流动网络则形成了风险传导的复杂系统，各应用接口也因之成为风险传播的端口。
（三）风险扩散的“再情境化”
智媒技术逻辑驱动下的风险信息传播呈现出跨系统、跨边界和跨时空的特性，风险不断扩散并深度嵌入社会系统之中。具体而言，贯穿风险事件的不同阶段，“旧事件”与“新风险”、“新问题”的碰撞，是风险扩散“再情境化”的外在表征，具体体现为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形成“涟漪”扩散效应。这种扩散既是空间层面的延展，也包含风险耦合之后的升级演化与新风险样态的衍生，旧事件在新的时空环境下复现，往往使风险再度叠加，进而持续作用于公众所处的社会网络及其关系结构，并强化其风险感知。
个体对风险的判断并非孤立，而是以自我认知为基础，结合过往风险经历与应对方案而对风险所引发不确定性的系统判定。也就是说，过往事件的风险要素虽然在短期内伴随着治理方案的展开与落实而消散，相关议题也从公众视野与社会话题中暂时消退，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的终结，而是潜藏于社会集体记忆之中或以其它隐性方式存在。当类似风险事件再度发生，公众的风险记忆被迅速激活，加之媒体的信息比对，风险情境得以再现，这就是风险感知的“再情境化”。风险感知的“再情境化”强化了新旧事件风险要素的叠加，同时进一步拓宽了风险的扩散渠道。
三、赋能情感：流动性风险治理的进路
在流动的现代性语境下，社会关系及其制度结构越来越呈现出不确定性的趋势。人工智能与数字媒介深度嵌入社会运行机制，进一步改变了风险的生成逻辑与传播形态。不同于以制度失灵或系统性危机为核心的传统风险样态，现代风险往往在事实判断尚未形成之前，便在情感层面被激活，并在不同事件之间实现迁移、叠加与放大，逐渐演化为以事件为背景、以情绪体验为核心的社会情感结构。在此过程中，风险不再局限于具体事件本身，而是通过公众情绪的持续积累与再生产嵌入社会结构之中。由此可见，过往以“解决事件”为导向的治理方式，虽然能够在短期内恢复常态秩序，却难以回应风险在传播过程中公众情绪的持续积累与再生产，治理逻辑与流动性风险样态之间逐渐显现出适配失衡。在这一意义上，将情感因素纳入风险分析与治理框架，既是回应风险情绪指向的必要路径，也是修复社会信任、缓解现代社会结构性不稳定的重要机制。
数字媒介时代，情感通过放大恐惧、聚焦愤怒等形式，扭曲对风险概率与严重性的客观判断，从而引发公众风险感知的系统性偏差。在具体的风险传播与演化过程中，情感流动加速了谣言的传播与扩散，形成基于情绪逻辑而非事实逻辑的风险图景，并在算法推荐的作用下被不断强化。情感不再仅仅作为信息的附属要素存在，而是进一步凸显为风险事件中的核心符号载体与影响元素。由此可见，情感既是引发风险流动性结构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构成风险事件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传统风险治理逻辑构成了新的挑战。
传统风险治理过度依赖“理性-技术”范式，视情感为干扰噪声或需管控的客体，其问题在于忽视情感作为风险内生驱动力，在决策中将公众情感反应简单归类为“非理性”，未能充分评估情感对风险定义、演变的建构性力量，从而导致风险治理的脱节与失灵。因此，忽视公众的真实情感诉求，容易导致治理措施脱离社会心态，引发信任流失与情绪对抗，从而加速风险的扩散与变异。因而，流动性风险的治理需要在情感和理性之间寻求平衡，将情感作为核心治理要素予以全程关注、评估与调适，提高社会系统的韧性。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2期，原标题为《流动性：数智化媒介场景中的风险嬗变与治理转向》。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msuyWKjzzDNsTPWwXepZTQ。
【作者简介】
李春雷，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黄晓青，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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