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日报讯 1937年,杭州沦陷的炮火撕碎了西子湖畔的宁静,也打断了西泠印社“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的正常步履。这座1904年诞生的金石篆刻殿堂,虽暂别往日雅集,却并未在战火中完全沉寂。九十四岁高龄的西泠印社社员、“西泠五老”之一林乾良先生,曾多次撰文梳理这段历史,他眼中的西泠印人,是以丁仁、余任天、韩登安等为代表,与龙渊印社、天目印社并肩,在文化抗日战场上留下串串殷红印记的“文人战士”,他们用气节与担当诠释了“中国不会亡”的信念。
杭州沦陷后,西泠印社创始人与社员们首先面临社址与文物的守护难题。创社四英中,吴隐、叶铭彼时已年过七旬,丁仁、王禔也年过半百,家口拖累之下仍坚守底线。其间,日军曾试图拉拢丁仁出任伪职“维持会首”,为避祸乱,丁氏举家辗转迁徙。幸得朱孔阳暗中相助,曾在基督教青年会隐匿多日,最终安全转移至浙南后方。这段由朱孔阳亲口向林乾良讲述的往事,恰是西泠人“宁折不弯”精神的鲜活见证。
其间,丁仁从自家老宅的藏书楼“八千卷楼”中抢救出了最珍贵的西泠八家印章五百余方,并于1938年编撰为《西泠八家印存》,手写说明文近万字,后被誉为篆刻印学中的经典。叶秋生等志士默默留守,在日军眼皮底下周旋,竭力保护社内“汉三老碑”等珍贵金石文物,让文化根脉逃过浩劫。正如丁仁后来所言“战争戈未止,文物我周旋”,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文化防线,用行动诠释了守护精神家园的铮铮铁骨。
抗战期间,天目、龙渊两大印社相继诞生。1943年,杭州市政府迁驻临安西天目山,天目印社也随之而立。天目印社以张凤、许明农、吴耀华(吴昌硕之孙)为核心,社员多为中青年,他们刻“收复杭嘉湖”等印传递抗战决心,可惜次年遭日军轰炸,禅源寺被毁,社员四散,“成为昙花一现的悲壮存在”,这一细节也是林乾良通过走访许明农等亲历者考证所得。
1945年初成立的龙渊印社,因地处浙南龙泉,远离战火,成为抗战后期印学活动的中心。当时的龙渊印社社员韩登安本就是西泠印社社员,罗叔子、余任天、周节之、周律之、郭子美、叶一苇后来也加入了西泠印社。林乾良还详细梳理印社架构:金维坚、余任天、钟公佩老中青三人组成“三驾马车”,潘天寿、邓散木等名家以社友身份支持,发行《龙渊印社月刊》,“7期刊物不仅记录了抗战印作,成为中国印史上首部公开的印学刊物,为战后印学的复兴埋下伏笔”。这份月刊的史料价值,也是林乾良多年研究中尤为看重的部分。
“印人挥刀,鼓吹抗战”,这是林乾良对印人的那段岁月的精准概括。诸多印人将家国情怀凝于刀端,刻出的一方方印章,在林乾良看来就是无声的“抗日标语”。如朱复戡刻“沪战劳军文物”印,以金石之力支援前线;余任天更是以刀为笔,接连创作“光复河山”“胜利第一”“还我河山”等印。“印文雄浑古朴,字里行间满是收复故土的决心”,在林乾良眼中,“原作是抗战大炮!一片片印花,就是一条条抗日标语”。
天目印社社长张凤——这位早期留法文学博士,不仅以甲骨文刻“还我河山”印,更带着社员在临安昭明馆办展,“将抗战印章与新石器遗存同展,用文化自信凝聚人心”。而龙渊印社的创始人金维坚,身兼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主任、西湖博物馆馆长双职,他刻下的“永奠世界和平”印,既是对胜利的期盼,也是对文化传承的坚守。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喜极而泣。彼时的印人,终于可以重返西湖,重启印社雅集。回望那段岁月,林乾良总结道:“文人以气节为重,困难不忘匹夫有责。”西泠印社及关联印社的努力,早已超越“艺术”范畴:那些印人的坚守,本质上是文人“匹夫有责”的担当,是“以气节为重”的风骨。那些带着硝烟味的印章,如今已成为珍贵藏品。林乾良认为,它们“不仅是印学史上的瑰宝,更是民族精神的见证——证明艺术从不是象牙塔中的玩物,当国家危难时,文化足以成为抵御外侮的‘软实力’”。
八十年后,再看西子湖畔的西泠印社,白墙黛瓦间仍回荡着当年的金石之声。印人以印抗战的这段历史,让那些抗战岁月里的刻刀痕迹,融入了印社的血脉,提醒着每一位后来者:文化的传承,不仅是技艺的延续,更是气节的坚守。印人们用刀锋写下的故事,终将与“还我河山”的誓言一起,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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