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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博古始终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生怕自己的决策失误会被安上卖国贼的骂名。会上,M泽东主动点出他身上诸多旁人难及的优点,坦言他早年接受的系统教育,是在场多数同志都不具备的。这番话让博古深受触动,他怎么也没想到,此前自己曾多次反对M泽东的主张,对方非但没有计较,反而能客观认可自己的长处。M泽东随后坦言,人皆有缺点,博古此前的问题,在于既缺乏长远战略眼光,又处处受李德的干预束缚,还要顾及自身的领导权威,最终彻底丢掉了独立判断的主见。
这时周恩来再次提议,由M泽东接过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在场众人纷纷表示赞同,M泽东却当场婉拒。他提出,仍由周恩来、朱德主持军事指挥核心工作,自己只作为辅助角色提供战略参考,同时向在场所有人点明,红军从诞生之初的初衷,就是要让未来的中国一百年都不再受外敌压迫,最终走向人人自由光明的道路。
1月17日,历时三天的遵义会议正式落幕。会议增补M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明确周恩来、朱德继续承担军事指挥的核心职责,会后的常委分工中,M泽东作为军事指挥上的重要协助者参与决策。这次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危急关头召开的会议,成为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事实上确立了以M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指导地位,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一边研判日军动向,一边继续推进“剿共”部署。在一次川军高层的军事会议上,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姗姗来迟,川军教导师三旅旅长郭勋祺话里带刺地招呼他上座,四川“剿共”总司令刘湘则示意贺国光坐到自己身旁。贺国光见主位周边早已没有自己的位置,只能默默坐到了末席。刘湘当众解释,自己把剿共指挥部迁到重庆,正是因为蒋介石将参谋团设在重庆,足见对四川局势的重视。贺国光随即分析,眼下红军正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还精准推测出了红军的大致进攻方向,直言如果川军守好防线,就能彻底断绝红军获得喘息的可能。刘湘听完顿时对他刮目相看,连忙起身把他拉到上座,在场众人也只能纷纷让座,刘湘当场下令,命郭勋祺率部打前锋堵截红军。
会后,川军南岸“剿共”总指挥潘文华和同僚私下商议,要把明面上的“狼”拦在川外,才能让暗处的力量有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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