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美丽与哀愁”,对人们拓宽视野、打开思路,有相当之价值。
1986年5月,唐德刚于台北《中国时报 人间副刊》和《传记文学》发表《海外读红楼》,认为《红楼梦》“格调之高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而“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表现出“沉迷西学,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
夏志清当即写了篇火气十足的文章,以回应唐德刚“恶意的谩骂”。两位文坛大佬这场论战轰动一时。
然而,胡适的关门弟子又岂是好撩拨的?德刚行文老辣、锋利,不在鲁迅之下。一篇《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寓庄于谐,拳拳到肉,对夏志清的人品、文品、学识全面出击,认为“夏先生那种骄横的个性,和唯我独尊心态的养成”,乃至“崇洋自卑的心态”,是“学术界姑息养奸的结果”,并自我检讨“从‘爱人以德’的观点来看,也有对不起朋友的地方”。
这一大巴掌扇下去,恰似晴空霹雳,夏志清顿时偃旗息鼓。1986年10月纽约文艺协会的一次宴会上,唐、夏二人一笑泯恩仇。
唐德刚对口述史学贡献卓著,去世之后,声誉日隆。不过盛名之下,其实难符。
周策纵为唐德刚《胡适杂忆》作序:“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
德刚一旦“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每每“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有时甚至满嘴跑马,硬伤累累。
以太平天国为例,唐氏否定太平天国和五四运动,极力推崇北伐,其中偏颇之处,后人争议颇多。他称洪秀全是“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却忘了太平天国使中国权力结构发生巨变,为后来的洋务运动、东南互保、北洋崛起、辛亥革命打下了根基,如此立论,未免太过轻浮和武断。
再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事为例,史家普遍认为是因为革命党人的幼稚和软弱,让袁世凯有机可乘。德刚《袁氏当国》亦人云亦云:“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事实上,孙不是“让位”,而是被迫“还位”。参见陈一容、张国镛《孙中山“还位”辨正》一文,可知究竟。
总之,唐德刚先生“美丽与哀愁”,对人们拓宽视野、打开思路,有相当之价值。若与蒋廷黻、袁伟时、茅海建等学者的近代史著作对照阅读,相信读者在为唐氏文采叫好的同时,对其笔下“事理的平实”亦会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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