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上午8点整,陪诊师张悦早早地来到了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宿迁第一人民医院,准备陪伴32岁的郑女士做检查,这是张悦今天的第一个单子。“病人已经在这家医院就诊两次了,委托我一定要帮她挂到指定医生的号。”说话间,张悦麻利地接过挂号单。
“检查之前所有的工作,我要帮助病人安排好。”挂号、排队、找医生开检查单子……张悦要在顾客到达之前,帮顾客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这样顾客到医院就可以直接检查问诊。
误解不断:“黄牛”?“二道贩子”?
很多人评价陪诊师为医院的“黄牛”,甚至说陪诊师是医院和病人之间的“二道贩子”。但张悦表示,陪诊师只提供服务,并不推荐任何医院和医生。
自今年9月接单以来,张悦发现,最大的误解还是来自金钱。消费者从内心并不认可半天的陪诊服务与150元服务费价值相等。“很多人问完价格之后,就没有下文了。”张悦告诉笔者,能接受陪诊服务的人群,除了自身接受能力强,就是那些实在没有办法独立就医的人,在所有的选择都行不通时,他们才会花钱买下这份服务。
同张悦一样,张蓓蓓也是一名陪诊师。谈起自己的转行经历,张蓓蓓说:“前几年,有个朋友委托我带她妈妈去医院检查,我这个朋友是独生子女,单位请假非常困难,没办法陪她母亲做检查。”闲聊时,朋友的母亲就提出要是有个可以帮病人跑跑腿、陪着说说话的职业,应该能解决很多人的困扰。
刚开始,张蓓蓓的丈夫也不理解她。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在了解陪诊服务的必要性后,丈夫对张蓓蓓事业的看法大有改观。
深层探究:缘何产生陪诊需求?
陪伴是现代社会比较稀缺的“资源”之一。“有的顾客花钱只是买陪伴。”张悦说,之前接到一个特殊的单子,下单者是名大学生,要求张悦陪她去拔牙,只需拔牙过程中握着自己的手安慰即可。因为一个人在外读书,也不好意思麻烦同学和老师,于是这个小姑娘就找到了张悦。那一单是张悦做得比较轻松的。
“能帮助别人,真的很有成就感。”陪诊师张蓓蓓也感慨,陪伴真是太难得了。“之前,有一名姓田的女士找到我,想要我陪她做产前检查。”田女士与丈夫分隔两地,张蓓蓓看着她一个人拖着笨重的身子艰难行走的样子,内心五味杂陈。那一单,张蓓蓓没有收钱。
现代社会信息化和老龄化同行,很多老人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中手足无措。智能手机、扫码支付、扫码通行等一系列信息化操作流程,常常让老人们焦头烂额。“在医院,经常能看到老人站在机器前无助的样子,看着很心酸。”张蓓蓓说。
陪伴是陪诊师能提供的最佳服务,多数时候他们会扮演“临时家属”的角色,这也就要求陪诊师24小时待命,很多时候需要面对急单,常常夜里出动。他们为顾客提供短时间的陪伴,通过贩卖“时间”获得劳动所得。
尚有争议:收费标准不一
陪诊服务收费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陪诊师这个职业,也没有证件证明它的合理性和专业性。“陪诊师这一块的管理,目前还是空白,收费全凭陪诊师的良心。”张蓓蓓透露,某地有陪诊师会将专家号高价倒卖,还有的人会倒卖床位,这些行为让原本处于萌芽状态的陪诊行业,更加举步维艰。
“在宿迁,我们是最先开始做这行的,收费标准是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平定的。跑腿、挂号、预约检查等这些1—2小时的服务,收费88元。时间长的服务,例如半天陪诊,收费150元。”张悦说,只能凭道德要求自己不乱收费,但是其他陪诊师怎么收费,自己也不好评价。
除了收费标准很难规定外,与陪诊师相关的职业培训也很难统一。“网络上出现了一批做陪诊师的主播,他们通过卖课件来赚钱,课件资料质量也参差不齐。”张悦透露。
急需规范:证书和标准方面基本空白
相关资料显示,早在十几年前,不少医院为了改善病患的就医体验,曾在医院内设立类似“陪诊员”的岗位。但因为“医托”“黄牛”的存在,让陪诊员的工作开展难度变大,且医护体系内并未把这一岗位系统化,导致陪诊师的职业发展十分缓慢。
2020年5月,人社部公布的拟新增的10个职业中,有一个“社群健康助理员”,其工作内容有两条与陪诊师类似,即为社群成员提供健康探访、体检、就诊、转诊等代理或陪护服务,以及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缴费、取药、办理住院手续等协助服务。但专门的陪诊师资格证书是没有的,很多培训机构宣传的陪诊资格证,其实就是社群健康助理员。但社群健康助理员的工作是针对社区而言的,它并不能满足个体需求差异。
张悦表示,希望陪诊师可以设置准入门槛,有专门的管理标准和资格证书,不要让“黄牛”“医托”这样的“误解”阻碍这一职业的发展。(徐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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