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亲自为南昌行营第一厅厅长贺国光斟了一杯茶,贺国光捧着茶杯忐忑不安地抿下两口,连声称赞茶味绝佳。蒋介石慢悠悠说起这茶的来历,言语间处处透露出对他的器重,顺势把话题引向了四川的刘湘。贺国光这才说出,自己和刘湘本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此人精明过人,在蒋介石眼里却带着几分狡诈,刚接触就开出条件,蒋介石悉数应允,而刘湘提出的核心要求,就是请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入川协助剿共。杨永泰顺势推荐贺国光出任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心里百般不愿,连连推说自己能力有限恐怕难以胜任,几番推脱无果,最后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桩差事。
另一边,刘伯承到军委赴任,周恩来和朱德一眼就看出他心里藏着顾虑,当场告诉他,他官复原职是经过军委委员会全票通过的,而极力主张请他回来的人,正是M泽东。刘伯承听罢满心愧疚,当初M泽东被撤职时,他也曾在表决中投下过赞成票,经历了这么多惨烈的战役,他才彻底明白,M泽东此前提出的游击机动战术,才是能保住红军主力的正确方向。
1934年12月20日,中央红军彻底跳出被动局面,转向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接连攻下台拱、镇远、施秉等县城,同月29日再克瓮安,前锋直抵乌江南岸。国民党军上下懊恼不已,只觉得红军像是进入了无人之境,一路势如破竹。吴奇伟对着地图反复研判,始终摸不透红军的真实动向,薛岳则断定红军是在声东击西,生怕贵阳空虚失守。眼下红军忽而西进、忽而摆出直扑贵阳的姿态,把国民党将领弄得捉摸不透,他们心里清楚,要是王家烈的防线被红军突破,自己二人也难辞其咎,可贵阳这块战略要地近在眼前,两人早已暗下决心,要借着协防的名义联手控制贵阳。
李德得知部队改变原定计划,当即找到周恩来质问,指责红军整天在大山里绕路是消极逃跑,完全不认可此前会议做出的决议。他声称贺龙、任弼时已经在湘鄂川黔建立新根据地,牵制住了常德方向的大量国民党兵力,中央红军理应重返黔东,继续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朱德当场表示反对,直言国民党在湘西的封锁防线从未消失,贸然折返只会重蹈湘江战役的覆辙。博古却觉得李德的顾虑不无道理,直接搬出三人团的身份向周恩来和朱德施压,要求立刻重新开会商讨下一步行动。朱德心中气恼,却也只能通知各军团负责人到场,重新召开军事会议。
王家烈的身边人黄淑芬判断,蒋介石命薛岳火速驰援贵阳,根本不是真心替他守住贵州,王家烈自己也早就怀疑这是驱虎吞狼之计。黄淑芬坦言,蒋介石之前对他的示好,充其量就是把他当鱼饵,哄着他死心塌地替中央军卖命,周边友军的种种做派,早已让王家烈失望透顶。
这天夜里,红军紧急召开军事会议,M泽东当众立下保证,全军完全有能力顺利渡过乌江。他解释,这个决策是结合国民党当前部署,加上湘江战役的惨痛经验反复推演得出的:红军进入黔北,向北可以伺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向后可以依托黔北的复杂地形与敌军周旋,更何况黔军战斗力本就薄弱,此前黎平会议的决议早已传达到各军团,全军上下都把渡过乌江当作军心所向,士气完全足以冲破天险。刘伯承也在会上顺势提出,往后的军事决策,必须遵循多数人意见否决少数人意见的原则。
1935年1月,猴场会议正式召开,会议彻底否定了李德提出的不过乌江、折返湘西的错误主张,明确决定渡过乌江,在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核心打造黔北的稳固区域,同时还定下规则,往后所有作战方针、作战地点和作战时间,都必须向中央会议作出报告,从制度上彻底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会后杨成武和耿飚按照命令率部执行渡江任务,趁着夜色将战士们送上竹筏,后面的战士紧紧盯着前方江面,为渡江的战友全力掩护。可乌江水流湍急,竹筏在浪里根本撑不住,不少战士直接被掀入冰冷的江中,被后续救援的战友救回岸边,先头渡江的毛振华却在浪涛里失去了踪迹。
王家烈一边向薛岳发电报求援,一边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乌江天险上,盼着它能拖住红军几天时间。薛岳和吴奇伟看着城墙上红军留下的标语“到贵阳还有一百八十里”,瞬间阵脚大乱,收到王家烈的求援电报后,两人生怕红军是声东击西绕去奇袭贵阳,便在不改变进军贵阳大方向的前提下,下令周浑元率领第五、第十三、第九十六师,兵分三路向乌江沿岸的瓮安、余庆、猴场一带侦剿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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