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位读书人的200本荐书
爱思想的学人 學人Scholar
学人君按：2019年岁末，学人君继续邀请五十余位来自多个领域，以阅读、思考及写作为志业的“读书人”，梳理本年私人书单，并附以点评。所选书籍，凡两百余本，主题各异，偏于学术但不废通俗。经汇编整理，将分数期推出。
阅读之旅本与个人关怀旨趣、生命体验密切相连，他人之绚烂未必是吾辈之旖旎。不过在纷繁炫目的图书海洋面前，学人君相信秉持严肃思考、冷静独立的“读书人”，依然是值得关注的“同路人”。在即将开始2020年阅读之旅的时候，不妨听听他们如何说。
第二期私人书单汇编主题为“经济学”，文中分经济理论、经济与社会、金融史、经济史等四部分。图书分类、排序大体按内容所属主题、时间，但一些“模糊地带”只能“模糊处理”，还请读者知悉。
首期书单：50位学人的200本荐书（中国史篇）
本期荐书学人
（排名按荐书出现先后次序）
刘清平 刘业进 梅剑华 丁建峰
蔡 翔 胡 琨 李红升 本 力
梁 捷 兰小欢 陈达飞 臧建文
唐大杰 周乃蓤
- 经济理论 -
《国富论》
作者：亚当·斯密
译者：郭大力 王亚南
商务印书馆，2014年
刘清平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亚当·斯密的这本大部头著作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学经典中的经典了，从那段简短的论述“我们每天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仁惠，而是出自他们的利己打算”里，甚至直接衍生出了“（利己）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这两个直到现在仍然支撑着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核心理念。然而，或许由于解读不够深入细致的缘故，人们迄今为止尚没有注意到，这段关于“交易通义”的著名论述还潜在指认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如同亚当·斯密自己在《道德情操论》里论及的其他普通人一样，经济人即便在交易行为中也是同时兼有利己和利他动机的，并且只有在正义的底线基础上让这两种动机保持兼容协调，才能确保交易行为以互利双赢的方式正常完成。所以，我们要想了解“市场经济”何以有资格冠以“自由”的名号，为什么不仅能够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且还可以有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将平等的契约落到实处，让诚实的德性发扬光大，就有必要重新审视亚当·斯密的这部代表作，纠正目前流行的种种误读曲解，将他虽然自发指认了、却没有自觉说出来的市场交易的深度奥秘挖掘出来。
《通往繁荣之路》
作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译者： 李井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但凡了解一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大名。凯恩斯是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英国人，师从马歇尔。凯恩斯最流行的作品是其1936年出版的被认为奠定了主流经济学宏观经济分析基础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此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面对经济大萧条，凯恩斯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应对经济萧条，实现充分就业，有必要由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种学说被称为“凯恩斯革命”。这种一反常态的经济学说自提出以来，一直备受争议。凯恩斯一生出版9部著作和6本时评小册子。本书是中译者将凯恩斯的部分时评文章收集出版并以其中一篇“通往繁荣之路”为书名的文集，包括6篇文章。
长期以来，提到凯恩斯，人们只会想起“宏观经济学”、“主张政府干预”的标签，而本书的6篇时评文章有机会让我们了解凯恩斯思想的其他维度、甚至与其思想起源有关的思想维度。不过本篇简要述评仅限于介绍本文集中的第二篇文章“苏联掠影”，让我们了解凯恩斯如何看待、评价中央计划经济和前苏联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
凯恩斯与俄罗斯人Lydia Lopokova婚后不久，于1925年以剑桥大学学者身份访问苏联，当年写下《苏联掠影》发表。我们从本文可以了解到以主张政府干预著称的凯恩斯对中央计划经济和前苏联的评价，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主题。
凯恩斯说，“我去苏联之前，对于GC主义抱有怀疑态度”（读者回忆米塞斯1922年的著作《社会主义》，米塞斯在那本书里表达的可不仅仅是怀疑态度）。事实证明，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次令人感到震惊的经历。LN主义信条是一种宗教、神秘主义、理想主义。LN主义也许被宗教狂热所驱使。在无产阶级俱乐部的图书室中宗教类图书只能收入反宗教文学。
红色苏联，让在自由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凯恩斯感到厌恶之处数不胜数。这完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西方世界和苏联）。LN主义不关心它把日常生活的自由和安全毁坏到何种程度，而且还故意使用迫害、毁弃和国际冲突作为武器，因此凯恩斯自认为不会认同、赞许和接受这种主义。在LN主义下，所施行的政策有着特有的表现——花费无数钱财，在国内的每一个家庭和团体中收买间谍，而在国外则不断煽风点火、制造麻烦。它的那些学说被封为至高无上、不容批评的圣经，其实不过是一部陈腐过时的经济学教科书罢了；它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与现代世界毫无关系、格格不入。这种主义宁要河底的淤泥而不是河里的鱼，把粗鄙愚陋的无产阶级捧上天，高高凌驾于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之上。在凯恩斯看来，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是人类的精英，人世间一切进步的种子，要靠这些精英来传播。我们当真需要一种新宗教的话，怎么可能在这些红色书籍中找到呢？一个在西方文明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正常心智的人不可能在这种主义中找到他的理想。(学人君按：此处有所删节)
《经济学的真理——弗兰克·奈特文集》
作者：弗兰克·H.奈特
译者：王去非 王文玉
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7年
梅剑华 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开创者，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精神领袖，张五常心中的大师——奈特可谓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五常讲过一个故事，奈特当年执教芝加哥经济系数十年，有一次，一位他曾经教过的学生到芝大去接刚考完博士试的儿子。此君见到奈特出的考卷试题，发觉竟然跟二十多年前他考的奈特出的博士试题一样，正感奇怪，却见老了的奈特在走廊迎面而来，于是问：“教授呀，我儿子今天考的试题跟二十多年前你出的一样，难道你的学问没有长进吗？”奈特看也不看他一眼，擦身而过，喃喃自语：“试题一样，答案可不相同！”
奈特所在时期，正是行为主义兴盛时期，他力拒心理学对经济学的入侵。《经济学的真理》一书涵盖了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多个学科，奈特指出人类的行为不仅仅依赖于刺激和反应的关系，而是和人类的目的、历史、环境、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他告诫公众，经济学家的预测能力是有限的，“经济学即是科学又是文学，有时候又两者都不是。”今天如何理解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争点。不久前，芝加哥经济学系的塞勒因其在经济学中引入心理学实验和方法而获诺贝尔奖，不知道老奈特是否会对这个同样的问题给出不同于他当年的解答。无论如何，在经济学高度实验化、数理化的今天，重温奈特大著是值得的。遗憾的是，迄今尚未见到《奈特文集》中文版第二卷问世。
《经济学与法律的对话》
作者： 大卫·D. 弗里德
译者：徐源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丁建峰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大卫·D. 弗里德曼的《经济学与法律的对话》这本书，是法经济学入门的最佳读物，它描绘了法律作为一个激励系统，可以对人的行为产生的影响。例如，如果认为持枪抢劫犯应当被判处死刑，这个激励就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使得劫匪会杀死受害人，它降低了犯罪被发现的风险，却不会得到更大的惩罚。按照这种最优激励机制，可以设计和评估法律制度。大卫·弗里德曼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密尔顿·弗里德曼之子，物理学博士，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者。这本书写得通俗有趣，要言不烦。以前曾经以《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为名在法律出版社出版，这次的新译本总的来说更加流畅了。美中不足的是，它与现在的主流法经济学，略有差距。
《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 》
Author：Eyal Zamir/Doron Teich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
丁建峰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1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Eyal Zamir, Doron Teichman 合著的 《行为法律经济学》（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s）可以说弥补了弗里德曼小册子（《经济学与法律的对话》）的不足，它的特点是论述极为全面通透，特别是在方法论领域，把行为法律经济学和传统法律经济学，融入了统一的演化框架。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当然是贫乏而不切实际的， 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现实中人类选择的一种近似的、粗略的描述，心理学和行为科学，可以给经济人加上更丰满的血肉，从而更细致地发掘人的行为规律。影响和打动个体的，仍然是基于丰富的心灵世界的自由选择，人类的多数选择是后果主义的，满足演化的一般规律，这是社会科学、实验与行为经济学存在的基础。但另有一些选择是非后果主义的、义务论的、或者兴之所至的，一个人随时都有可能偏离大数定律的掌控而寻找自由，但观察社会却可以遵循统计规律和采用实验方法，于是，修身而得大道，观物而寻规律，两者统一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化流行，天理秩然，人心昭昭灵灵，贵在旷怀深思。老杜说：细推物理须行乐。读书也好，思考也好，或许都应当有这样的兴味吧。
《中国近现代经济伦理的变迁》
作者：刘小枫 林立伟
出版机构未知，1998年
蔡翔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
提及韦伯，就不得不提到其开创的以主观的经济伦理解释经济变迁的方法。上世纪80年代韦伯传入中国后，以往囿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范式的学界开始体验到新范式的魅力，尝试以其解释中国经济史的变迁。此书可谓是上世纪90年代末历经80年代“国学热”、文化反思与90年代市场经济实践后，中文学界对此种努力进行总结的扛鼎之作。其中所诠释之洞见，更可以让我们明了官僚政治、制度伦理怎样为经济深深刻上权力的烙印。
- 经济与社会 -
《社会市场经济 : 兼容个人、市场、社会和国家》
作者： 朱民 等
中信出版社，2018年
胡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书细致梳理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制度形成和发展以及具体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这一注重社会的特殊类型市场经济，即根据市场经济规则运行，但辅以与市场规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来有意识地纳入社会目标的经济制度，扎根于德国秩序自由主义传统，立足于市场竞争秩序，深信“只有一种市场竞争秩序才有可能提高人民福祉和导向社会公正”。因此，国家应优先建立和维护市场完全竞争的经济秩序，辅之以必要的调控和社会政策，但任何调控与社会政策都应遵循绩效原则与辅助性原则，使之朝着适应、而不是破坏竞争秩序的方向推进。在这一模式中，借助竞争秩序实现的经济增长是社会福利的基础，增长政策优先于分配政策。
但是，作为一种得到德国社会普遍认可的、实用的经济政策理念，社会市场经济并不是既定和一成不变的，而是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是一个各种社会目标共容、不断演化和开放的经济社会秩序。因此，这一模式的经济政策实践从一开始就处于各种力量博弈的极大张力之下，在不同历史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甚至异化的表现形态。就此而言，考察德国社会经济体制的经验与教训，对于致力于深化改革、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中国，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达尔文猜想——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
作者：ffrey M. Hodgson / Thorbjjørn Knudse
译者: 王焕祥 等
科学出版社，2013年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一说到演化，人们想起达尔文，想起生物学，好像演化理论就是专门属于生物学的，其实不然。演化无处不在。不是与演化生物学类比问题，演化现象普遍存在，在生物领域最显著，展开的研究最多，成果最显著。演化理论有自身的推理方式，不限于演化生物学特例。但迄今为止，演化理论在生物学领应用最成功、最规范、最形式化，离开了演化，就没有生物学。经济学家里有凡勃伦、马歇尔和其他众多演化经济学家宣称：经济学面临范式转换，经济学这个学科进行重新定向的时机已经成熟。经济学的麦加是演化经济学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其实是经济力学。
当存在一个群体，群体内个体具有非同质的多样性，个体间存在差异化生存，演化进程就会启动。不仅生物基因、有机体个体是演化的，而且，语言是演化的，货币是演化的，道德规则是演化的，文化传统是演化的，普通法是演化的，技术是演化的，等等。英国君主立宪政体至少从1215年到1688年长达数百年时间里不断形成的，也没有一部完整的《宪法》，而是靠许多法案、惯例、习俗、不成文法支持的宪政和自由社会体制，因此是演化的。
在经济学领域，一个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是演化经济学，这门经济学具有范式转变的革命性含义。在经济领域谈到演化，如经济演化，这是总体上说。细致的领域如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也就是技术演化；组织演化以及商业模式的演化；制度演化（或时间尺度相对短暂的制度变迁）
演化涉及到信息的传递，演化涉及到差异化生存，演化涉及到上述两个过程不断迭代产生的适应进化（精美复杂的设计现象）。当演化在生物学中使用时，我们通常用“进化”，当演化在其他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和人类自身时，我们通常用“演化”，其实是evolution同一个词。
生物演化中最核心的是三个演化机制：复制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自然选择机制。简称遗传-变异-选择。这三大机制是同时在运作且反复迭代的：遗传-变异-选择-遗传-变异-选择……，由此导致了演化本体的适应性设计效应，例如动植物复杂的器官、功能、行为，人类甚至进化出了理性能力，理性能力出现以后，特别是符号语言出现以后，又导致一个新的演化领域的诞生——“文化演化”，也就是本书称的“经济和社会演化”。经济演化最直观的领域是技术进步，新技术对旧技术的淘汰，以及新技术本身的换代升级，和企业间每天进行中的对消费者、对市场占有率的激烈竞争，导致的企业差异化生存。
本书处理的经济和社会演化，也就是文化演化涉及的演化本体是个体习惯和组织惯例，此二者就像人体个体的基因，或者一棵树的基因。这里的习惯、惯例、基因，都归结于一个“指令集”，又类似一幢大楼的图纸/蓝图。有时候，我们把文化演化领域的习惯、组织惯例、民族国家的基本宪法和法律体系统称“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是一个指令集，它引导、约束、指导个体组织民族国家“实际上如何做”。这里的如何做，通常是统计意义上，并不是每一个情势下，总是无一例外地观察到他那样做，而是他的行为从统计上大多数那样做就可以因果地推断其“文化基因”原因。
本书中有两个议题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将演化的二元本体应用于经济、社会化和技术领域（下面统称文化演化），分别命名为复制者和互动者，同时考虑文化演化的速率，复制者的非高保真复制，复制者对变动快速的环境的响应，特别是人类的理性能力和有目的性，作者提出了“衍生复制者”或成长性复制者，以说明文化演化的方向性现实。有机体复杂性的提高取决于少数机制遗传信息传递方式的重大转变。由此作者提出第二个重要主题：关于文化演化的六次重大信息转变。第一次重大信息转变：前语言文化的出现。动物中存在前语言文化。早期人类也存在更复杂的前语言文化。关于前文化的起源，有“偶然说”：一次偶然的基因突变（FOXP2基因中的突变）造就全新的大脑的产物。有“缓慢演化说”：许多次基因突变，且与新的社会结构相结合，产生适应性优势的长期演化的结果。第二次信息转变：前语言文化到语言文化。语言使得大脑互联网成为可能，语言使知识系统性累积和进化成为可能，语言使得利用抽象概念的沟通成为可能，语言使人习得关于世界的心智模式（关于世界的时间、空间、因果关系、数量关系、文化传统）。第三次重大信息转变是关于基层和社会地位的人际复制者的涌现。第四次重大信息转变：符号系统产生以后，一种超越个体记忆的信息存储系统发展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创新是书写。例如书本，使用符号存贮信息。我们将其视为一个“体外”的记忆。第五次重大信息转变：一种新的生长性复制者——司法制度的涌现（心智习惯、书写记录+有组织法律系统、编写成文的法律）。第六次信息转变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系统的出现，将科学探究和技术创新融合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对已有思想和技术的简单复制。较早的科学组织，英国皇家协会建立于1662年；法国科学院，1666年。20世纪，科学技术全面专业化、制度化，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
作者：艾伯特·O.赫希曼
译者：李增刚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李红升 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
赫尔希曼是当代最有原创性思想家之一，也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赫尔希曼指出了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并试图给出解释——人们在选择社会参与和注重个人生活方面曾经出现周期性的摇摆，什么因素在驱动这一摇摆？与通常将重点放在政治、战争、技术等外因的解释不同，赫尔希曼另辟蹊径，试图寻找一种基于内因的解释，即人们因消费价值观变迁所导致的“失望”情绪的切换，决定了人们是加入游行大军还是待在私人空间。反观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社会参与的波峰之后，人们很快就退入并沉迷于物质、享乐和个人化的生活中。但问题是人们会对之“失望”吗？何时会“失望”并转向另一个状态？这一问题不仅值得深思，也是检验赫尔希曼的解释力的试金石。
《人类网络》
作者：马修·杰克逊
译者：余江
中信出版社，2019年
本力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主编
该书中的基础性命题是：中心度能带来更多中心度。如果人们新交到的朋友与他们已经有的朋友数量成比例，则朋友的数量就会像复利那样增长。已经处于更中心位置、朋友数更多的人，其中心度分值的增长将快于位置不够中心的人。随之带来的问题是：我们会过多地乘坐最满员的航班，在最火爆的餐厅吃饭，在最拥挤的路段和时段开车，在人流最大的时候去公园和景点，参加最喧嚣的音乐会，看最热门的电影，等等。
所以这种人际网络效应中的权势和影响力，不仅是效率的问题，还存在防范风险和不平等的问题，不仅来自个人的眼界、社交广度和对多元化的认识，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这种危害类似传染病和金融危机，具有多米诺骨牌的特征。
诚如作者在全书结尾所言：我们需要跟同质性带来的破坏性、副作用斗争，并学会如何更好地过滤噪音。通过对人类网络的改善来提高集体智慧和效率，而不是让社会更加分裂、不平等，或者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梁捷 上海财经大学讲师
学术进步，依靠的绝不仅是修修补补，更需要方法论上的突破，引介各种新方法进入传统领域，研究经典问题。马修·杰克逊教授倡导的网络研究，正是今天经济学中炙手可热的新方法。我以前对网络研究挺有兴趣，试着按照杰克逊教授的经典教材《社会与经济网络》学过一阵，完全没能入门。而这本《人类网络》降低了门槛，算是杰克逊面向大众，较为通俗地普及他的网络研究的一次尝试。
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用网络来解释。大多数人找工作，都是依靠网络关系。要投资创业，拓展业务，自然也离不开网络。而谈恋爱结婚，大多也是在某种网络结构内实现的。无形的网络把人和人联系在一起，所有人都能体会这种结构的重要性，但困难之处在于描绘。
《人类网络》很通俗地向公众解释了网络理论经济学家这些年的工作。经济学家用数学方法刻画网络，并计算网络结构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然后再找实证数据加以检验，或者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具体问题上。比如传染病主要通过网络传播，比如宗教信仰通过网络传播，只要找到网络的关键节点，就能对整个运动做出更精准的判断。甚至今天非常流行的小额贷款扶贫政策，影响它实施效果的关键也在于穷人背后的社会网络，也是网络理论大显身手的潜在领域。
在今天，编程和搜集数据的成本都在迅速降低，很多人都能在短时间内掌握这些技能。过去阻碍大众进行研究的技术门槛逐渐降低。《人类网络》把经济学研究中的最新思想及其现实应用，以通俗的方式介绍给大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学技术，然后顺着杰克逊教授指引的方向自行探索。这就是科普读物的终极目的了。
- 金融史 -
《Crashed：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
Author:Adam Tooze
Viking,2018
兰小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这本我推荐的年度图书，700多页的大部头，全景式记录了2008年到2018年的全球政经画卷，从美国到欧洲到俄罗斯到中国，政治引着资本，金融包着外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层层叠叠环环相扣。专业性有一点，涉及很多经济金融的细节，并不是财经记者式的简单记录，有作者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一条主线隐隐约约：普通人手里的资源，是靠市场机制决定的，而市场资源的调配背后是政治力量的角逐，而政治力量的背后，又是经济和金融巨头们巨大的利益和关系网络。
《管理美元》
作者: 船桥洋一
译者: 于杰
中信出版社,2018年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广场协议》常被引用作为美国压迫日本，从而引致日本逐渐式微的案例，并因此将日本“失落二十年”也归责于美国。即使不是说完全错误，至少也是不严谨的，因为《广场协议》本应算作一次国际协作的案例，日本与美国联合干预汇率，初衷是想缓解美国国会保护主义者的压力。但不得不肯定的是，日元大幅升值确实是一个起因。日本当局应对日元升值和通货紧缩所采取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及日元升值引起了产业转移，再加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才是日本泡沫破裂和经济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管理美元》详细记述了《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前后的历史，本书作者船桥洋一时任日本朝日新闻主编，算是亲历者，由他来讲述，更可信。若由美国人来执笔，反而可能有推卸责任的疑虑。
《通胀螺旋》
作者: 张嘉璈
译者: 于杰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基本可以说，管理好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根基，这也是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这本经典作品中想要表达的观点：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是金融深化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发达的金融市场，也就不可能有良性的市场经济秩序。幸运的是，80、90后不再有恶性通货膨胀的切身体会，但历史上由货币超发而带来的货币购买力贬值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就中国而言，记忆犹新的当属国民政府时期的“金圆券风波”，而《通胀螺旋》这本书就是详细描述1939-1945年期间这段历史的。作者张嘉璈先生早年求学日本，归国后长期在银行任职，曾任中央银行总裁。所以，对于这段历史，本书是绝对权威。
《财富的起源》
作者: 埃里克·拜因霍克
译者: 俸绪娴 刘玮琦 尤娜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
本力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主编
来自主流经济学内部的反思主要是从经济学当前的分析框架和约束条件不足入手，比如“发现”信息不对称、行为非理性、交易费用等而发展起来的信息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但是，《财富的起源》的经济思想核心却是认为当前的经济学在理解、模拟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科学体系方面都不够深入，并且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方面存在严重的缺失——尤其是在热力学、进化论及其关系上。而这些恐怕已经涉及到经济学的根基。
《财富的起源》一书不仅用动态、进化等五种视角重新解释了1750年持续至今的财富和经济复杂性大爆发，还将商业设计、物理技术、社会技术这三种进化机制纳入到复杂性经济学体系中，甚至以复杂性重新定义了经济、商业和财富及其逻辑，堪称一本新的《国富论》。这是一本对经济学全面反思的雄心之作，也是重新认识人性、组织和社会的良心之作。
《货币起源》
作者: 周洛华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
本力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主编
一些人直觉上痛恨货币制度，为金钱所累甚至被奴役、被扭曲也确实是资本主义社会许多痛苦和灾难的根源，但如果放眼人类更久远的历史和为了追求进步、平等的持续努力，就会更冷静、客观看到根本和全局。货币为道德体系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甚至可以把货币视作道德体系的量化执行机制。
在该书的分析框架中，货币并不是单独出现的，而是先有道德，再有货币，而且没有货币，道德也难以维系。货币是对道德体系的强化。货币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为道德重要，因为道德体系事关人类群体的基本行为规范，事关生死存亡。
货币背后要体现公平，如果货币体系赖以维系的公平社会本身出现了问题，货币体系不但不能很好地发挥维护道德体系的作用，还会造成新的问题，甚至其本身就成为风险的来源，比如引发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
那么数字稳定币Libra是否也意味着人类的道德机制有了新的进化？在我看来，受科技进步、长期商业利益激励和市场竞争影响，通过区块链等技术在货币体系中打上互联网时代的“道德”补丁，本身就是人类道德体系进化的一部分。
《币制兴衰四百年：魏晋南北朝的通货膨胀与紧缩》
作者: 陈彦良
格致出版社，2019年
梁捷 上海财经大学讲师
货币史一直是我深有兴趣但又不敢触碰的领域，因为它的门槛实在有些高。货币本身就是很复杂的。而且中国货币史在明代有一次重要变动，大量白银流入，改变了货币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货币制度并不是单独的制度，它与整个国家的财政制度相关，而财政又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延伸出去，就和各种社会经济制度都有联系了。
以前我手头最重要的参考书是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彭先生是货币史方面的权威。这本书写于上世纪50年代，后来在60年代有所修订。这本半个多世纪前的书，直到今天仍是最全面、最权威的货币史著作。一方面证明彭先生的伟大，一方面也证明货币史研究的艰难。这半个多世纪来，学界终究有一些进步，大量考古出土导致发现，文献也得到更准确认识，这都使得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大量货币史难题。
陈彦良教授选择了最为艰难的东汉至唐代这一段历史入手。汉武帝制造了五铢钱，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唐初才诞生通宝。在这几个世纪里，五铢钱及其变种一直是中国的主流货币。我们今天只能看到海量的非常相似的五铢钱，但对它背后的钱法所知甚少。陈教授大胆采用钱币分析、考古信息与历史文献相互结合的方法，管中窥豹，通过钱法来探讨背后经济、政治的重要转变，令人深受启发。
《通貨緊縮與膨脹的雙重肆虐： 魏晉南北朝貨幣史論》
作者: 陳彦良
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
臧建文 河北金融学院讲师
货币作为观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一把钥匙，在一千多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把秘钥，对于理解当时的公共政策，也同样适用。尤其是学者及大众在面对如下问题时：为何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屯田（军屯与民屯）被大规模推广？为何在田租征收过程中各地军阀选择废弃货币地租转而实行实物地租？税收与货币在当时又呈现怎样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考虑到当时背景，战争频仍，百姓流离失所，经济社会萧条，大规模生产几近停滞，商品供应及交易低迷，这就导致了原本稳定的货币运行机制失灵，货币购买力反而提高，通货紧缩加速到来。
另一方面，各地军阀割据势力下，为筹集税源，乱发货币，所推行的货币中含铜量普遍较低，以此加重征收“铸币税”，对此，辖区内百姓居民往往出于理性而选择弃用货币，货币交易市场也同时出现“劣币驱逐优币”的格雷欣现象，进而加剧通货膨胀态势。
作者从这一现实中的货币币值矛盾出发，撰写魏晋南北朝这一断代史货币，但并非与东汉及隋唐完全割裂，而是较为有机的连接在一起，为学界描绘了一幅以货币变迁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图景。
- 经济史 -
《信任利维坦：英国的税收政治学（1799-1914）》
作者: [英]马丁.唐顿
译者: 魏陆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
唐大杰 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
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说：“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文明程度、社会结构，以及由政策可能酿成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一切甚至更多，都记录在它的财政史上。”
本书是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马丁·唐顿关于英国财政政治史的巨著，全面描述了19世纪英国税收制度变化的政治姻缘，阐释人民为什么变得信任国家（利维坦）了。
在基督教社会里，利维坦是恶魔的代名词。1651年，英国著名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出版了政治学巨著《利维坦》，他把国家比喻为具有半人半兽特性的利维坦，在保护人的同时又在吃人，所以得出了人类应该把利维坦关进笼子里的理想。唐顿教授借用了霍布斯的理论来阐述英国社会在19世纪里如何驯服利维坦，进而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宪政路径。书中用大量的数据和史料向我们阐述了那时英国所得税、遗产税、消费税、关税等税制的变化，政府收入和支出面临的困境，以及社会精英、议会和政府之间的政治斗争。
正如唐顿指出的，约束国家和建立一种政治文化的能力，无法仅仅依靠培养公共责任感和“中立”国家概念，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基础，即“国家和政治精英是值得信任的”这一假设。彼时英国精英们的重要性，在于将国家中立和公共责任理念以及缩减开支和维护自由的信念体现到“详细且技术性的会计准则”中，这正是人在制度中的关键性价值所在。
综合全书的分析，译者魏陆总结道，英国在19世纪之所以能重新获得人们对国家的信任，没有发生法国和德国那样的暴力革命性事件，是因为总体税负持续降低，税制均衡各方利益，税收经过了国会的充分辩论，税收征管注重发挥民间力量的作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五大原因。最后译者还总结说，这本书对于现代国家也非常有启示意义。如：为了增强人们对税收的认同性，减少税收对社会造成的撕裂，提高税收遵从度，一项税收制度在实施前必须经过社会充分的讨论，尤其要经过立法机构批准才能实施，就是当下财税学界的热词——税收法定。再如：税收制度是难以一步到位的，实现理想税制很难，适当的妥协和折中是需要的，英国个人所得税从一项战时临时税到永久性税收，经过了上百年的不断改进。又如，在和平时期政府税收应尽可能保持低水平，为战争和不时之需提高税收留有余地。法学家萧瀚教授总结说，关于英国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融洽关系，其显著标志就是唐顿所谓纳税人与税务官之间的高度合作，这可能在全世界都是相当独特的一件事——至少在二战前的那些时代。纳税人与税务官之间的融洽关系，是一个双向的善意运动，它既反映了英国公民社会的成熟度，也反映了英国政府公职人员的素养，以及财政管理上的制度水平。这其实并不仅仅是唐顿的看法，孟德斯鸠、伏尔泰、艾伦·麦克法兰等许多学者都曾注意到这个问题。这既是公民社会的表征之一，也意味着英国财政体制所具备的高度合法性与公信力。
唐顿认为，18世纪的英国是个强有力的财政军事国家，深受民众拥戴，它建立于两种信用模式，一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公债关系，二是国家目的与政治经济精英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关系。议会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传统上，英国人的书大多平淡乏味，用句佛系的话解释，作者通常用事无巨细的铺陈来展示若干的事件，展开并不过分修饰、条理化的思考，以此来和读者结缘。善于思考的人获得了思想，善于批判的人获得了力量，无视民主和宪制的人往往失望。关于英国税收史，马丁.唐顿还写了第二本——《公平税赋——1914~1979年英国税收政治》，范泽思、李欣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我准备在2020年读它。
《大查帳》
作者: 雅各‧索爾
译者: 陳儀
時報出版，2017年
臧建文 河北金融学院讲师
作者通过梳理西方社会在历史上对会计记账方法的关注，引申出财务当责这一理念，进而反思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英、法、美等国家，在政府公共财务问题上的失责及其改进历程，及其对当时经济社会造成的剧烈影响，以期给予今人警醒。
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站在历史视角上，无论对于商界精英还是治国理政者，财务记录、会计核算，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鲜活的人物形象及故事细节，也随着不同时期的查账事件而一一呈现出来，令人耳目一新。
而且，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作为具有千年文明演进、王朝兴衰史的国度，其财务失责的历史故事及教训，应该同样不会少，特别是对于历代政府来说，统治者在公共财税问题上是否遵从财务处理的一般规律及规则，也值得财税学者对照挖掘与探讨。另一方面，当前，我国正在处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这一定论下，如何落实税收预算法定原则、如何推进直接税改革、如何妥善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本书所带来的核心主旨，值得我们给予相当的重视。
《州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税收、能源和劳动者自由怎样改变一切》
作者：阿瑟·B.拉弗 等
译者：沈国华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
臧建文 河北金融学院讲师
州际经济学，在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看来，还较为陌生。但是，借鉴国际经济学理论中有关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及其配置状况，诸多美国学者基于各州情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以此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得出结论，这一带有区域经济分析的研究范式，已越发成熟而富有启发性。
本书作者之一是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瑟·拉弗，延续其一贯的经济学主张，在比较美国各州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其一再论证，州民财富的创造来自于州内轻税机制的建立，从而拉动企业资本投资及扩大再生产、就业创造以及GDP增长，实现居民家庭收入的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公共产品及服务也能够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形成较为良好的经济循环。
因此，“从不同视角透视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在创造和保护本州繁荣与福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便成为本书的基本内容。例如在反思征收州所得税的利弊得失时，其得出的结果，引起人们思考：“很难看到课征州所得税能够改善公共服务供给”。事与愿违的是，课征州所得税将导致人口外流、收入外流、税收减少、贫困加剧、公共服务减少或者质量下降。
此外，在对比税负最重的州与税负最轻的州时，此书也得出，低税负将导致经济的高增长和公共服务供给充裕，相反，高税负将导致经济的低增长、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The Merchants of Siberia：Trade in Early Modern Eurasia》
Author: Erika Monaha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6
周乃蓤 资深媒体人
二十世纪后半期全球化的概念引导了史学界重新审视早期的商业文明和帝国管理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中国开发一带一路更聚焦到欧亚大陆地域间的经济互动。苏联解体后，新一代的学者摆脱了马列唯物历史观，纷纷为商贾阶级平反。沙俄时期中央法令及地方档案的公开，关税记录，商贾上访告状、书信往来，丰富了可运用的史料。美国学者艾瑞卡·莫纳含利用新材料著成《西伯利亚商贾：现代早期的欧亚商贸》展现了一个亚洲内陆多民族往来熙熙攘攘的经济生态。
沙俄政府认识到商贸与建设帝国相辅相成的关系，以税费减免及宽容宗教吸引外来商人进入西伯利亚，充当补给东进的先遣及后勤力量。莫纳含详细叙述了有代表性的商贾，例如显赫一时、长袖善舞的菲拉铁夫家族，穆斯林沙巴宾家族，以及二级商贾的诺利兹家族。菲拉铁夫及诺利兹家族都在《尼布楚条约》前后参与中俄早期贸易。莫纳含的著作或能启发中国学者从本土视角看俄罗斯及中亚民族生意技巧、利润观，以及文化自觉。这个领域的比较研究将更能显现亚洲在早期现代发展的独特性，带来对地缘经济的新理解。
《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
作者: 道格拉斯·欧文
译者: 余江 刁琳琳 陆殷莉
中信出版集团 比较，2019年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贸易是经济问题，但贸易政策却是个政治问题。自由贸易有利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保护主义保护的是少数人利益，但保护主义为何总能在国会中卷土重来？这就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在政治决策上的表现。本书将美国贸易政策200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以收入（Revenue）为主要政策变量；第二阶段：南北战争到大萧条，以限制（Restriction）为主要政策变量，与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相对应，我们对美国保护主义的深刻印象多来自于这个时间段；第三：二战后，对等（或互惠，Reriprocal），美国开始在全球推动建立多边贸易框架；或许，特朗普上任之后，又开启了第四个阶段，从多边到双边。这本书教会我们的是，在思考政策问题时，不可不考虑政治因素。贸易是对外关系，故国际和国内政治因素都需要考虑。
《抗战外援：1937-1945年的外国援助与中日货币战》
作者: [美]阿瑟·N.杨格
译者: 李雯雯 译 / 于杰 校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
陈达飞 东方证券高级宏观研究员
平面中，两个坐标确定一点；空间中，需要三个坐标。历史作品，重在还原真相，其次才是作者的“发现”，但无论怎么客观，历史永远都是历史学家们的历史，各自根据其掌握的素材，辅之以二手的资料，用想象力将它们粘合在一起。所以，对于历史写作，“料”很重要，作者的想象力也很重要。了解历史真相，需要多个维度。
本书作者杨格，是美国的财政学家，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曾任国民政府货币和财政顾问长达数十年，拥有非常丰富的一手史料和亲身经历，所以，这本书有很强的带入感，让读者有一种沉浸式阅读的体验。建议大家腾出完整的一天时间，来看这部“老电影”。
《刷新：重新发现商业与未来》
作者: 萨提亚·纳德拉
译者: 陈召强 杨洋
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唐大杰 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
美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被印度人“统治”，谷歌CEO皮查伊，微软CEO纳德拉……更多如雷贯耳的国际公司百事可乐、软银、Adobe、联合利华、万事达卡、标准普尔等，都有印度裔CEO掌舵的历史。这本书是微软现任CEO萨提亚·纳德拉的自传。
萨提亚·纳德拉出生于1967年的海德拉巴德的Nizams市，并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大学获得了电子和通信的工程学士学位，随后前往美国留学，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计算机硕士，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MBA。1992年加入微软公司的萨提亚·纳德拉，一直都很低调。他亲自主导的必应搜索引擎，以及基于云计算推出的Office 365，均战绩显赫。2014年2月，鲍尔默退位，纳德拉顺利接棒，成为微软第三任CEO。
彼时微软收购诺基亚背上巨大包袱，而公司内部颓势不减。上任第二年，他就带领微软超过苹果重回市值榜首。五年来，他对微软的战略思路进行了大幅调整，一代IT巨头终于甩掉了“历史包袱”，纳德拉成了“刷新”微软历史的人。
我好奇的是印度CEO的过人之处究竟是什么？与盖茨、鲍尔默不同的是，纳德拉理解企业文化在国际企业战略中的核心作用，强调员工之间的沟通、推动成长式思维，使得微软实现了企业文化重塑，企业得到刷新。
“纳德拉身上有一种神奇的能力，能将大家团结起来，激励人们去做他们从未想象过的事情。”同事对他的这个评价，这种神奇能力可能是来自于印度人对灵性的理解，使得他们更善于超越文化隔阂、超越宗教隔阂也能超越商业利益。这些都不是商学院里学得到的。关于纳德拉个人的故事还有很多，但他的自传写得很克制，还是他企业文化理念传播的一个工具，而不是为他个人功绩树碑立传的丰碑。可能这也是印度人的特点。
《掉队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致命诱惑》
作者: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译者: 郭金兴
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本力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主编
关于拉美的理论探讨并不是什么新话题，笔者在2007年主编的《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一书中就有相当篇幅讨论了该问题。这本书第一章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第二章是“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第三章则是“中国之路的三个对比：拉美化、日本泡沫与印度模式”。国内学界当时已经开始关注拉美经济模式的危害尤其是不平等问题的弊端。
按照该书定义，经济民粹主义是指“强调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却忽视由于通货膨胀、外部约束和经济主体对积极的非市场经济政策作出反应而带来的风险”。其表现就是贫困化、两极分化、腐败严重、地下经济泛滥，以及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尤其是从1998年开始，许多拉美国家陷入严重的衰退，而同时期的亚洲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人均收入的增长要比这些国家快上十倍。被称之为“金砖国家”（BRICS）之一的拉美国家巴西，最终还是在其中拖了后腿。
关键在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虽有各种起落、波澜，拉美大多数国家还是反复掉到经济民粹主义这个陷阱里。对于我们这些有幸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奇迹的人而言，其中的对比、感叹尤其强烈。
“拉美的掉队”首先是因为来自“民意”上的诱惑——这种直截了当、鲁莽粗暴的经济民粹主义政策响应了后发国家民众的负面情绪，在刚开始实施时很容易得到广泛的民众支持。所以，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仍受到世界上最为严格、最为扭曲、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监管。而这些政策在民族自豪感和领袖强大个人魅力的加持下，最终却带来更严重的通胀、过高的失业率和更低的工资。在其中，最具热情的贫困阶层最后受到的伤害最大，这很难说不是一个悲剧。
一言蔽之，“拉美病”的可怕之处在于，经济民粹主义既无法保障效率，也没有推动社会公正的进步。
原标题：《50位学人的200本荐书（经济金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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