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儒学通史》出版，首次以通史形式梳理浙江儒学

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面貌。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由来的一个重要途径。

作为江南儒学重镇，浙江儒学家所创建的以“以人为本、经世致用、求真务实、义利兼顾”为特色的“浙学”精神，不仅为浙江儒学在全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占得一席之地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对当代浙江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产生了莫大影响。近日，由浙江省儒学学会已故会长张浚生任顾问，名誉会长吴光任总主持人兼全书主编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浙江儒学通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总字数近140万，分汉唐卷（白效咏等著）、宋元卷（董根洪、王希坤著）、明代卷（钱明等著）、清代卷（张宏敏等著）、近现代卷（宫云维等著）5卷，是首次以通史的形式对浙江这块历史上儒学发展高地之文脉进行系统梳理和阐述，以期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发展新时代儒学和中国学术思想提供丰厚思想资源。

宏大之书

纵横浙江两千多年历史

浙学和浙江儒学有什么关系？

自1992年以来，吴光曾多次著文讨论浙学含义。他认为，“无论是狭义还是中义、广义，浙学的主流学术都是儒学。特别是狭义与中义涵义上的浙学，其主体就是浙江儒学。而浙江儒学有三大学术特色：一是多元包容，二是经世致用，三是从民本、亲民到民主的思想转型。”

那么，浙江儒学是如何逐步发展至此的呢？

“‘浙江儒学’应是发端于古越，借鉴、传承自中原，成型于汉魏，兴盛于宋、元、明、清，转型于近现代的浙江地区的儒学。”吴光举例，在某种意义上，助力越王勾践灭吴的两大功臣——孔子弟子子贡、越国大夫范蠡的为人处世均有儒家风格，隐隐透露儒学在浙江的发轫迹象。

对于儒学在浙江的兴起时间，虽然目前尚无具体文献，但汉唐卷作者白效咏判断，时间大约是在西汉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专门教育机构来推广儒学后不久。

根据记载，东汉王充在回忆早年求学经历时曾提到“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并继而开始学习《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这足以说明教育在浙江发展的盛况，以及儒学教育的发展为浙江地区大儒的出现准备好了条件。”白效咏说。

值得注意的是，王充是研究浙江儒学时一个具有开拓者和启迪者的地位的名字。“王充的思想学说标志着浙江儒学的成型。”吴光强调，其学术精神影响后来浙江儒学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实事疾妄”精神，“经世致用”精神，兼取众长、多元包容的精神三点，“奠定了浙江儒学求实、批判、民本、创新、兼容的基本精神”。

但点点星火，还未燎原。“东汉魏晋时期，虽然出现了王充、虞翻、赵晔等儒家代表人物，但缺乏真正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名儒大家。”吴光认为，这是由于浙江尚处于中国文化边陲的关系。直到西晋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浙江成为中原学术文化精英避难的理想之地，浙江儒学才逐渐形成系统。

文化的繁荣需要合适的土壤。时间走到南宋，王朝定都杭州，浙江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稳固，进入了鼎盛时期浙江儒学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一方面，如程朱理学、象山心学都在浙江有其代表，另一方面，在浙江本土也有几位大儒，并产生了若干重要的学术流派，如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北山四先生’为代表的金华朱学，以浙东‘明州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心学等等。”吴光介绍。此外，南宋时期的孔子后裔南迁至衢州，也助力浙江成为儒学新中心。

而明代，由程朱理学演变而来的阳明心学，则是浙江儒学史上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其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哲学命题，为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

时移世易。从清代到近现代，浙江儒学也逐步进入转型阶段。尤其在1840年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历程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陆续传入中国，中国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

此时，明清之际理学批判思潮、经世实学思潮同时蓬勃的浙江儒学，统一向经世致用和兼收并蓄、中西会通方向转变。浙江也涌现出龚自珍、黄式三、黄以周、俞樾、孙诒让、章太炎、马一浮等杰出的学者与儒家思想家。

“浙江是中国近代最早被迫开放门户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化的前沿阵地。近代浙江儒学的发展是儒学在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近现代卷作者宫云维说。

从汉代追溯到近现代，《浙江儒学通史》以王朝兴替作为基本叙事时序，对儒学的概念、浙江儒学的特征、浙江儒学史的人物与学派的传承发展脉络及其基本精神等问题作出了深度的理论思考和具体而微的论述分析，构建出从王充到马一浮近百位浙江籍儒家学者的学术框架，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浙江儒学史。

使命之书

填补儒学重镇学术空白

历时八年、总字数近140万——厘清浙江儒学的渊源是一项极为浩大的工程。《浙江儒学通史》是浙江社科研究者们对时代召唤的回应。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儒家思想如过山车一般，经历了几次大的震荡——

20世纪初，面临亡国危机的国人为了谋求近代化变革，将儒家思想视为阻碍中国变革和转型的罪魁祸首，“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兴盛一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曾有“批林批孔”之说；改革开放初期，儒家文化又被视为“衰落的文明”。

国运兴，文化兴。改革开放后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脚步加快，“儒家热”“国学热”悄然兴起。舒大刚主编的《儒藏》656册、《儒藏精华》260册，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儒学思想史》，汤一介、李中华主编的《中国儒学史》八卷本，杨世文著的《近百年儒学文献研究史》等优质儒学研究成果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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