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从“脱嵌”到“再嵌”：数字游民这样融入乡村

编者按 数字游民融入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政策所向与人才机遇，也需要回答乡村治理中“外来者如何融入本地社会”这一现实问题。对其融入过程的把握，不仅需要关注游民群体自身的心理认同与交往方式，还应将其置于我国乡村社会情境中，考察其与其他主体的互动交往实践，即游民与本地关系的生成、连接与深化。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李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曹济舟在《传媒观察》2026年第9期发文，从关系治理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江苏省溧阳市Stone Tribe数字游民部落为田野点，考察数字游民与基层政府、运营者、村民等几类主体间关系的互动过程，发现多方关系的构建经历了关系萌发、关系互嵌、关系共生三重阶段。研究表明，数字游民的乡村融入是在本土乡村语境下形成的独特治理形态，关系既作为交往的媒介，也成为交往的结果。与此同时，关系治理的实践始终伴随着摩擦与妥协，其可持续性面临核心行动者依赖、互惠覆盖面有限、高流动性与关系稳定性内在矛盾等挑战。本研究揭示了外来群体融入乡村过程中信任、互惠、声誉等非正式机制与运营者等关键力量的治理功能，为理解数字游民如何进得来、留得住、融得进乡村扩展了在地性视野。

如果说数字游民关乎一种生活方式的想象，那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则将这种想象变为现实。相关政策表述也强调数字游民应“融入”乡村而不是成为“过客”。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外来群体的游民融入地方，不仅需要正式政策制度的支持，还需要人情、信任等非正式因素发挥作用。从这一视角出发，数字游民融入乡村的过程，本质是陌生人在既有关系网络中逐步被识别、被接纳、被认可的过程。

过往研究已经关注到游民个体情感、群体交往对其融入产生的影响，但尚未充分考察其与其他主体间的关系对融入的影响，导致数字游民的个体内在动机与外在社会结构悬搁，使得中国本土数字游民融入研究的在地性尚未得到有效回应。基于对这一面向的关注，本研究选取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Stone Tribe数字游民部落作为研究对象，笔者自2021年起对该社群进行了持续性的田野观察。本研究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从关系治理的视角出发，数字游民与乡村的关系是如何生成、深入并稳固的？本文借用“异客”与“归人”描述数字游民进入乡村后身份转换的两个端点，“异客”指数字游民初入乡村时所处的“脱嵌”状态，处于关系网络的边缘位置；“归人”指其在持续互动中被本地社会逐步识别、接纳和认可，形成了趋于稳定的身份归属和制度认同。从“异客”到“归人”的转换，本质上是一个关系生成与深化的过程，这也是本文从关系治理视角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

为此，本研究在借鉴组织社会学与乡村治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关系治理”操作化为关系萌发、关系互嵌、关系共生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作为全文的分析主线。关系萌发阶段关注的是数字游民作为“外来者”进入乡村熟人社会时，如何建立最初的交往联系，关系互嵌阶段关注的是初步建立的关系如何从功能性联结转化为情感性纽带，关系共生阶段关注的是非正式交往关系如何转化为具有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关系萌发、关系互嵌、关系共生构成一个递进的过程性逻辑。在这一过程中，游民、运营者、村民、政府四类主体持续互动，逐步生成数字游民融入乡村这一新兴问题的治理实践。

一、案例选取与研究方法

Stone Tribe数字游民部落位于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镇，地处长三角西南部的苏、浙、皖三省交界处。5年来，该社区连续举办五届数字游民线下沙龙，目前已拥有超过3000名核心活跃成员，并成功孵化落地一系列具有活力的游民业态，包括瓦尔登书局、方所梦界艺术餐厅、荒野厨房the Tree披萨店等项目，如今已成为溧阳乡村的代表性业态，形成显著的经济效益与品牌影响力。

Stone Tribe的数字游民融入乡村的关系治理实践涉及四类核心主体。一是依托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办公的外来数字游民群体；二是以返乡创业青年为核心的社区运营者；三是本地原住民；四是天目湖镇政府、桂林村村委会、石塘村村委会等基层政府与村级组织。

二、关系萌发：陌生人社会的初步联结

作为外来者的数字游民，由于缺乏共同生活基础和共同记忆，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普遍存在“脱嵌”与“悬浮”等情况。在Stone Tribe社区中，运营者凭借本地人的身份优势，以个人声誉在两端之间搭建起沟通与信任的桥梁，通过线上社群的关系铺垫、线下仪式的身份转化两种方式，实现数字游民与本地村民的初步相识与信任积累。

（一）运营者个人声誉作为信任基础与前提

运营者创办社区的前提与基础，是其双重的身份属性。“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渊源赋予他们在村民面前天然的信任基础，与当地镇政府的沟通也较为顺畅。这种双重身份使得运营者具备了在两端之间进行信任转译的能力，其个人声誉构成了社区最初的信任资本。

（二）线上社群的信任积累与回应前置

运营者K创建了“溧阳乡村振兴伙伴群”这一线上社群，每月定期在群里组织“线上开放日”，由本人或邀请村民直播分享村里日常，同时定期发起技能交换、主题讨论等线上交流。类似案例使得潜在游民尚未抵达社区时，便已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协商中，从而在互动中实现信任的逐步积累。

（三）仪式场景的声誉传递与信任转化

如果说线上社群完成了关系的初步铺垫，那么在游民社区举办的线下仪式，承担了将这些弱联结转化为强信任关系的功能。Stone Tribe的线下实践呈现为两种相互补充的仪式形式，分别是面向社群整体的年度沙龙与面向个体成员的“第一顿饭”，二者共同促进游民从陌生人到本地人的身份转化。

年度沙龙是社群进行整合的共同活动，“第一顿饭”则是个体成员的准入仪式。“第一顿饭”正是这样一个阈限空间，新来者暂时脱离原有的社会身份，尚未完全嵌入新的社群网络，处于一种既非外人、亦非自己人的中间状态。

三、关系互嵌：经济互利与情感互惠的生成与深化

数字游民与本地村民之间物理空间的交织，并不必然推动社会交往的融合。Stone Tribe的实践表明，关系深入沿着经济互惠、情感互惠两条路径展开，二者相互交织、彼此强化，推动新老村民从“各过各的”走向“共生共融”。

（一）经济互利：让村民“看得到好处”

在Stone Tribe社区的数字游民入驻后，通过采购本地农户的蔬菜、水果等食材，形成新老村民之间最初的经济联结。村民N说道：“以前种的菜要拿去镇里卖，现在游民来了，提前在群里说一声要什么，我们就给留着，他们下班来拿，方便得很。”与此同时，社区运营通过雇用本地劳动力，解决清洁、维护、餐饮等服务工作，进一步拓展了村民的增收渠道，也促进了乡村的人口回流。

90后海归游民A在澳洲和长三角有着多家西餐厅的从业经验，来到溧阳后在桂林村分别开了咖啡店和牛排店，“开业仅8个月已实现盈利，村民一开始都好奇，农村怎么会有人喝咖啡吃牛排？现在乡村旅居是潮流，农村消费出现城乡融合趋势。”在他的带动下，村民也先后在村里开出了2家咖啡店。

（二）情感互惠：沟通深化与认同建构

B作为社区中年龄最长的主理人，在常州市里有正式工作的同时，在Stone Tribe社区开办了巴比松之森艺术画室。当地政府关注到这一新型乡村文化现象后，投入资金支持艺术画室改造升级为成人美术夜校，作为村中常态化的文化活动固定下来。这种持续的、不求即时回报的付出来累积情感上的相互亏欠与相互牵挂，相较于金钱交易更能巩固人际关系。

游民与本地人建立起超越经济交换的情感连接时，来自乡村社会的本体性支持便成为其应对焦虑、维系心理稳定的重要资源。游民D描述道：“现在我跟隔壁的阿姨已经成了朋友，有时候就是想去她家坐坐，喝杯茶，聊聊天。她会给我留她腌的咸菜，我也会教她用手机买东西。”游民在给予村民陪伴与新鲜体验的同时，也从村民那里获得了情感上的接纳与归属感，这种双向回馈正是情感互惠的核心要义。

四、关系共生：非正式协商的制度转化

随着社区规模的扩大和互动的深入，单纯依赖运营者个人魅力与私下沟通的非正式协调方式，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内部管理与外部关系，前期积累的信任与互惠规范，面临着因关键人物离开或外部条件变化而失效的风险。Stone Tribe通过协商平台的搭建和政社合作的确权，使前期积累的声誉与信任转化为具有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实现关系与制度的互构共生。

（一）社区协商正式制度的确立

在数字游民社区建设过程中，经常需要协调村民进行房屋出租、空间改造等事宜，运营者K一开始依靠自己作为本村人的同乡关系和情感基础进行协商，“我们在村里经常和村民打招呼、闲聊，先把感情联络起来。”虽然有很多村民因为人情或利益原因同意改造方案，但仍有部分村民因为补偿价格、搬迁选址等问题拒绝配合。

随着时间推移，仅靠运营团队的非正式协调已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内部矛盾与外部关系，亟需一套大家共同认可、共同遵守的规则体系来规范成员行为、协调资源使用、平衡内外利益。

社区公约对游民的自身行为能够产生一定的约束效果，但实现真正的融入还需要将村民纳入协商框架，形成基于双方认可的社区生活准则——仅靠运营者和游民的个人声誉尚不足以使村民完全信服，必须依靠村级行政力量来实现有效协商。以社区业态的协商为例，运营者L描述了这一过程：“村里有什么想法都尽量第一时间回应，村民之前反映了夜间噪声问题，因为他们作息比较早，我们就调整了共享空间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晚上十点后保持安静。”通过持续的制度化互动与协商，各方逐渐熟悉彼此的立场、理解彼此的难处、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原有的基于人际关系的非正式交往与协商在公约、议事会等制度框架内稳定延续，游民与村民偶发的矛盾转化为常规的可治理的公共事务。

（二）政社关系的制度化演进

随着社区影响力的扩大，当地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正从初期的“一事一议”式个案支持，逐步转向更为稳定、规范的制度嵌入。天目湖镇政府与运营者K所在的旅游管理公司签订了《村委托运营管理服务项目》等一系列服务合同，明确将村口驿站、访客中心等村庄核心公共资产的经营交由运营公司负责，政府仅承担村庄基础设施的维护工作。从关系治理角度来看，委托运营合同的签订将原本依赖人际信任的合作关系，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关系，为关系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制度保障。

除了正式的合同关系，第四届游民沙龙将游民发展纳入政策保障范畴，此次活动由社区运营方联合常州市委组织部、常州市文旅局、溧阳市委人才办共同举办，活动发布的“龙城英才计划”支持包括数字游民在内的返乡入乡青年促进乡村振兴等政策，数字游民正式进入地方政府的人才工作体系，成为政策发布和项目对接的重要对象。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对Stone Tribe社区的田野调查，从关系治理的视角出发考察数字游民融入乡村社会的历程，发现其既区别于过往研究所发现的趣缘性社群互动为主导的社区形态，也不同于非制度化、非依附性的暂时过渡的空间形态，而是呈现出“趣缘－地缘”的复合型特征。

同时，研究还发现了以运营者为代表的返乡创业青年表现出的重要的关系桥接与催化作用，作为游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沟通中介，他们能够凭借个人声誉协调资源、化解矛盾，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这启示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需要从“管人”转向“管关系”，即依靠柔性关系而非刚性政策推动外来群体更好地融入乡村社会，要更加侧重于政策引导、平台搭建、资源支持，激活社会力量的自主性与创造力，通过培育类似运营者角色的新乡贤，在多元主体之间发挥沟通与黏合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历来重视非正式制度的治理功能，然而在流动社会与转型社会的背景下，传统的人情关系正经历着短期化和投机性风险，单纯依赖非正式制度已难以有效维系合作。Stone Tribe的关系治理实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可持续性仍面临挑战：运营者在其中的作用依然十分关键，其退出或更替可能影响信任的积累；邻里议事会、社区公约等制度化安排的有效运转，仍然离不开关键人员的参与；互惠互利的关系网络目前还是在部分参与者之间循环，尚未惠及更广泛的村民群体。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9期，原文约19000字，标题为《从“异客”到“归人”：数字游民乡村融入的关系治理实践研究——基于溧阳Stone Tribe社区的考察》，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李 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

曹济舟（通讯作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