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拣出”钱钟书与张爱玲的夏志清(图)

是他拣出了钱钟书、张爱玲这两只“鸡蛋”

　　钱钟书刚“出土”的时候，孺慕者都想一睹其风采。钱先生一一谢绝并幽了大家一默:知道那个鸡蛋好吃就行了，何必要见那只下蛋的老母鸡。他是洞悉国人的根性好看希奇，好凑热闹，好刨根就底。恕我不恭，如把当代走红的几位前辈作家如钱钟书、张爱玲比作那好吃的鸡蛋的话，那么，“发现”或曰率先拣出中国现代小说史这个窝中珠埋着的这几枚鸡蛋的是谁？

　　夏志清先生也。

　　夏志清秉笔书史，以“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为旨，圈点古今中国小说，钩沉稽古、臧否文事爆出绝响时，友人戏谑他是“夏判官”，他默认了。但他也曾说：“……把古今作品乱批一通，笔尖上不带一点感情。我为人平易随和，有时重读我自己‘严肃’的评论，真觉得不像我写的。”他的文章植根于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精神，在做人方面亦蕴含着浓厚的人文情怀。

　　夏志清毕生研究中国现代小说，文化昆仑钱钟书是他的研究对象之一。钱氏是学者，他的小说本为世人所疏漠。夏志清品评他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写得最有趣、最细腻的小说，或许是最伟大的小说。”经他这么一评，众人刮目，再度审视，果真精彩绝伦，获得认同；加之改编成电视剧一播，钱钟书变得家喻户晓。

　　在他们那一辈文人中，钱、夏的友谊是深厚的。笔者揣想，在钱看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于夏而言，“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星月互映。

　　正因夏志清对钱钟书的关注，方才闹出一则笑话，让健在的钱钟书看到了挚友夏志清撰写的悼文——1975年，友人误传钱钟书过世的消息，夏志清悲哀难抑，写了篇《追悼钱钟书先生》，交台北《中国时报》发表。两人都是大名人，此事以讹传讹如迅雷。风从西方来，直刮得钱家声震屋瓦，“悼”得家人坐立难安。若干年后，钱钟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只好双手揖拱谢罪。亦正因夏志清把钱钟书奉为至尊，当钱真的离世时，他的“悼文”不再追怀友人的懿德风范，而聚焦《钱氏未完稿〈百合心〉遗落何方？》。他不信钱钟书所言在1949年迁居时将稿子扔掉了，“在我看来，钱氏夫妇皆心细如发，误扔尚未完成的手稿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并吁请“假如《百合心》手稿还在，真希望杨绛女士及早把它印出，因为这是部大家抢着要看的作品。”

　　其实，钱、夏之间没有什么私交，毕生只面晤三次。一是1943年秋在上海夏志清的老友宋淇先生家，那时夏刚由沪江大学毕业不久，钱此时亦尚伏草莽;二是1979年钱访“哥大”；三是1983年夏的寻根之旅。他们的互敬，纯是“义气相投，文气相通，同气相逑”。

　　夏志清还对“沈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评点沈的《静》时他说，“三十年代的中国作家，再没有别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内，写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丰富的小说来。”

　　钱、沈两位在夏志清评点前已享誉文坛了。如果说他俩是被半埋的珠贝的话，那么张爱玲则是“全埋”，“埋”到其人其作品几乎无人提及的程度。夏志清另具慧眼，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夏志清在他的“小说史”中浓墨重彩，竟给张爱玲42页篇幅，足见关注和推崇。经夏志清椽笔“点石成金”，这个现代小说史中类如《红楼梦》中的无名丫头的张爱玲，一下子被提升到林妹妹的地位。后经柯灵先生的一纸《遥寄张爱玲》，复把张推到了极致，刻下她的各类作品集、“张看”“看张”之类的相关读物大小书店一片琳琅，连胡兰成的作品也随之“俏”了起来。事实证明，夏志清的观点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同。

　　张爱玲晚年处境堪怜，特别是赖雅去世后，身心的孤独和经济的困窘，几乎把她逼到绝境。夏志清一方面评说、推介她的作品，音问不断。同时帮她找工作，帮她同皇冠出版社签订有利于作者利益的合同(其实平鑫涛对张一直优待)，并在生活和精神上尽力予以援手和慰藉。

　　夏志清也很关注陈西滢(通伯)，他在为吴鲁芹《英美十六家》所作的序言里说，“鲁芹的老师陈通伯先生，在伦敦住得最久，当时的英国文豪——萧伯纳、威尔斯、哈代、罗素等——他都认识，最有资格写《英国八大家》，可惜他惜墨如金。”最近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还说：“我一向佩服陈西滢，他因受鲁迅的打击而不再写文，是当年文坛的最大损失。”

　　在夏志清的人际关系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他与胡适先生。

　　夏志清在北大教书时校长是胡适先生。夏那时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助教。抗战胜利后，美国华侨李国钦先生捐助给北大文、法、理各一个留美名额。历经战火劫掠的教师都很在意这一留学的机会，无奈僧多粥少。北大本是藏龙卧虎之地，人事关系又盘根错节。因此，学校决定公开公平竞争，资浅的教员亦可报名考试。作文考题是《出洋留学两回事》，很有八股味，并规定必须用英文写，另外还需有一篇用英文写的论文近作。夏志清凭他的真才实学，过五关斩六将，以88分夺魁。他没有任何背景，榜示后有人不服，纷传文科的名额被“洋场恶少”窃据，舆论沸沸扬扬。事情闹到胡适那儿，尽管胡适对夏志清毕业于教会学校的背景很不满意，但他还是主持公道，力排众议，把名额给了夏志清。当夏志清请胡适为他写推荐信时，胡适写是写了，但不大热心。缘于“听说我是沪江大学毕业生，他脸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好像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都该进北大、清华、南开才是正路。”(夏志清《我保存的两件胡适手迹》，台湾《传记文学》1987年8月号)这件往事夏志清一直耿耿于怀。但他在评价早期文学革命时，对胡适的贡献仍作了肯切的评价，并没有因个人的恩怨而影响学术公论。夏志清也有凡人平常心的一面，当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引起轰动，他本人已成为大学者大名人时，他仍未能释怀“推荐信”那个疙瘩，没有把自己的书送给老校长。尽管乃兄夏济安先生一再提醒，他仍然不为所动。夏志清在评论胡适的建树时称他是神，而不是人；在面对胡适这个人时，他是人，不再是神，说他偏执、小气或小孩子气皆无不可。从这一角度审视，夏志清倒也有一份可爱的常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