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客”的盛宴：鲁迅与民国时期的“大出丧”

1922年12月3日，鲁迅在为自己的首部小说集《呐喊》所作的序言中讲述了他进行文学创作的缘由，也就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的一次众所周知的经历，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一年后，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演讲，指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看客”可以说是鲁迅作品中最为经典的形象塑造。钱理群曾说，凡读过鲁迅小说的人，大概都很难忘记那篇独一无二的《示众》，“没有情节故事，没有人物性格，没有风光描写，没有主观抒情，没有推理论证，只有一个场面”，那就是“看与被看”，但它却凝聚着鲁迅对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人际关系及人生价值等方面“最深刻的观察与把握”。在钱理群看来，甚至可以把《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中的许多小说都看作是《示众》的“生发与展开”。（钱理群、王得后：《近年来鲁迅小说研究的新趋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

作为经典文学形象的“看客”已然深入人心，并对鲁迅同时代及其以后的许多中国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关“看客”形象的文学分析及其研究也数不胜数，但“看客”们在现实世界中究竟呈现为何种形象，何以令鲁迅如此深恶痛绝，却少有论述。这恐怕是因为现实世界中“看客”们的“看”无处不在，以至于很少有人会意识到“看”也是一个问题。不过，有一种现象例外，那就是“大出丧”，因为它似乎天生就是为了让人“看”的。丧家一方面为了表现自己作为孝子贤孙的一片孝心，另一方面为了彰显家族的的权势地位，各种仪仗花样百出，从而成就了“看客”们的一场场盛宴。尤为关键的是，当时的新闻报刊对于“大出丧”也颇感兴趣，常常事无巨细地进行报道，因而留下了大量此类“看与被看”的资料，使得我们能够在鲁迅的文学文本之外，一睹民国“看客”们的历史形象。

鲁迅及《呐喊》书封

“大出丧”中的“看客”

出丧，又称出殡，在整个殡葬仪式中，以其活动空间的公共性而备受瞩目，是丧礼中场面最壮观、耗资也最大的环节。民国时期的报刊媒体上常常使用“大出丧”一词，来突显当时出丧仪式的规模宏大和引人关注。提起民国时期的大出丧，不能不首先提到上海，而提到上海的大出丧，盛宣怀大出丧又不能不提。在当时的报刊媒体中，“沪人所最喜观者，莫如大出丧”（自由谈，《申报》1919年2月17日），在整个民国时期一直被上海人津津乐道，并不断拿来与此后的大出丧进行比较的，也正是盛宣怀大出丧。

盛宣怀的出丧日期是1917年11月18日，早在10月25日便由上海总商会总董朱葆三、副董沈联芳联名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发给出殡路由执照。所谓路由，是指出殡时的经行路线。如果出殡从租界经过，那么路由就须得到租界当局的批准，发给执照。这种做法在清末已经实施，违者要受到处罚。久而久之，成为惯例。一些富贵人家还会预先将出殡路由，同讣告一起登报广告，俾众周知。因为工部局“向不允许”出殡行经南京路与黄埔滩，所以出殡时若能经过南京路和黄埔滩，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荣耀，能够彰显死者与众不同的地位。按《申报》的说法，盛宣怀之父盛康在1902年出殡时，“费五万元，以曾经过英大马路为特殊之荣”。（《申报》1922年4月23日）盛宣怀的出殡路由于1917年11月8日在《申报》上刊登，相当于提前通知“看客”们到指定位置静待“好戏开场”。

“看客”们的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了。据《申报》报道，“四马路一带各大菜馆、酒楼洋台座位已预定一空，各茶肆更特别买票，每位取洋一元或五角不等”。对于大出丧的盛况，《申报》也有详尽报道：

昨为盛杏孙出殡之期，所有经过各马路，无不人山人海。四马路一带更无容足之地，两旁店铺大都暂停营业，布置坐位，或则供给亲友，或则收费卖座。且有人在马路两边搭台设椅，收取看资，每位亦取洋六角。是以绣云天、升平楼、长乐等处，拥挤不堪，咸无隙地。而在马路中观看者，更如潮涌。外滩各洋房，屋脊之上，亦只见人头乱挤，实为从来所未有。（《盛杏孙出殡之盛况：应有无不有，不应有亦有》，《申报》1917年11月19日）

盛宣怀大出丧也并非上海一地的盛事，其影响辐射到了上海周边众多市镇。早在出殡前，《申报》便报道：“外方来沪观看者亦甚多，连日火车、轮船均极拥挤，各旅馆生涯颇盛。”（《哄动远近之大出丧》，《申报》1917年11月18日）；出殡后，又报道：“昨日午前后，该两路火车搭客亦甚多，大半为观看出殡而返者。如沪宁路之苏锡昆山南翔等处，及沪杭路之嘉兴、警善、枫泾、松江等处搭客，每次开车均挤轧不堪，甚至有人搭于兽车之内，亦所不惜。而开往各埠之小轮船，亦无不利市三倍。”（《盛杏孙出丧之劳民伤财》，《申报》1917年11月20日）大量外埠人士涌进上海，对于上海商家而言，是个巨大商机，而借着盛宣怀大出丧大作广告的商家亦不乏其人，如戏院的广告：

今日大马路、四马路拥挤不堪，外埠的人趁着轮船火车赶到上海来，无非是看盛公馆出丧。诸君日间看了出丧，夜间用何法消遣咧？当以到笑舞台看好戏为第一。看出丧是悲的，看戏是喜的；看出丧是动的，看戏是静的。有悲有喜，有动有静，才与精神有益，身体有益，所以今夜到笑舞台看戏，不独娱乐，且很合卫生之道。（《日里看盛公馆出丧，夜里看笑舞台好戏》，《申报》1917年11月18日）

广告刊登在大出丧当日的《申报》上，目标客户相当清楚，就是前来上海观看大出丧的外埠人士。

由于观者甚众，以致事故频发：

惟闻当拥挤之时，四马路望平街口有年二十余岁之怀孕少妇，被挤倒地，不省人事，由其夫大声呼救后，见数人扛起向东而去。汇芳门首有一五六岁之小孩，竟被众挤死。新世界左近轧倒浦东乡老二人、小孩一人，后经旁人呼救始得出险。至于呼妻觅子、寻哥叫弟，以及失落鞋帽者，不可计数。法界新开河太古码头上有衣服华丽之中年妇两人，被众挤落码头底下，后经旁人救起，满身泥污。在三点数分，时哭声大起于江边者即此地。（《盛杏孙出殡之盛况：应有无不有，不应有亦有》，《申报》1917年11月19日）

除了大出丧当日的报道外，《申报》等此后又连续报道了盛宣怀大出丧时的各种事故：

住居沪城唐家弄之某甲，向在北市某保险行执业，家有二女，年均及笄。旧历十月初四日下午，由女佣伴同出外，至金利源码头观看盛杏孙出丧，因人多挤轧，致将两女及女佣挤落浦中，当时由各杉板船将甲之长女及女佣立时救起，其次女则迄未捞获。前昨等日，甲已自悬重赏，分投知照各帮船户，留心打捞，不知尸身将于何日出现己也。（《盛杏孙出丧之害人》，《申报》1917年11月23日）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众多的事故还都是在租界巡捕全班人马都出动维持秩序的情况下发生的，于此可见盛宣怀大出丧所造成的上海全城如痴如醉观出丧的景象究竟有多疯狂！

这一盛况并非盛宣怀大出丧特有，而是大出丧的普遍现象。1922年4月，当时报刊上被称为“江西首富”的周扶九父子大出丧轰动一时，也是“经过之处，人山人海，各店铺洋台无不满坐来宾，茶楼酒馆亦临时卖座”。章太炎当日前赴职工教育馆讲学，中途为行人阻塞以致迟到半小时，记录者称“大约为周扶九父子之大出丧所阻，可见无谓之大出丧不但劳民伤财且妨讲学”。（《申报》1922年4月23日）

热衷于观看“大出丧”者也并非上海一地的民众。1919年9月6日，浙江督军杨善德大出丧，“前昨两日远近吊客及来观大出丧者，火车站拥挤不开，省城骤增二万余人，旅馆涨价数倍”。（《杨故督出殡纪》，《申报》1919年9月7日）一年后，江苏督军李纯在南京的大出丧亦不遑多让。“李故督出殡，由督署出发，至下关码头下船渡江。沿途路祭者，如总商会、警察厅、中交二银行，及其他各机关，计有四十余处之多。仪仗中有僧道一百余人，陆军一旅，美国海军四十名，金陵各学校学生一千余人，勋亭、命令亭等有十余座。一路由警务处王桂林每离五丈派双岗四名，并有陆军随处保护。一时观者人山人海，几无立足地。沪宁路因见镇江各地往宁观者乘客甚为拥挤，故特开专车一次，以便观客即日回家。”（《李故督出殡盛况》，《申报》1920年11月1日）事实上，一些普通富贵人家的大出丧也能够引来大量观众，如无锡某纺织厂主人的母亲去世，“一切仪仗颇极繁盛，如军乐、旗伞各种丧礼应用之物，均向苏沪等处赁来。行丧之际，交通断绝，足有里许之长。乡城男女之特来瞻仰者，满坑满谷，万人空巷”。

直至20世纪40年代，大出丧仍能在北方社会造成轰动效应。1940年1月24日的吴佩孚大出丧，给老北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几乎所有居民都自动跑到街上观礼，形成万人空巷之势。甚至有从天津、保定、石家庄，以及京郊四乡八镇敢来看热闹的。大殡所经过的各街道，两旁的茶楼酒肆、饭馆，楼上楼下临街的客座事先都被顾客以重金（比平日高数倍价钱）包了下来，以作为临时观礼台。”（《吴佩孚的葬礼》，秦虹编著：《名人丧葬逸事多》，第145—155页）由此可知，民国时期无论南北，大出丧都能吸引众多看客，包括从周边地区远道而来的看客。

事实上，当时的报刊舆论对于大出丧“看客”的批评和讽刺也比比皆是。“亦不是五九，亦不是五卅，亦不是双十，街市上却呈出一种不安宁的景状，像有一件重大事情立刻即将发生似的。各条街道上都挤满了人群，街的两旁，店肆的门窗，楼上几层楼上屋顶上，都立满了我们的贵同胞。真奇怪，特从来没有看见这般的群众，而又这般的整齐。”“在平日娇贵的我们，这时全都不觉得只是垫起了脚跟，伸长了颈子，远远的全神贯注的忘了一切的望着。”（杨小仲：《大出丧》（上），《申报》1926年11月13日）“男的还好，女的却挤来挤去，走投无路，可是没有法子挤出人丛，也只得珠汗淋淋的在等候。”“得不到好地位的几位少女，站在水门汀上，穿的是轻而薄的纱衫，给大雨点光顾开得不成模样，伊们娇羞的神情，实在难以形容啊。”“还有一班人，都站在先施公司门口石路、抛球场的等电车处，以为是万稳万妥，饱览无余。那无情的西捕，却拿了棍子来驱逐，可怜那般人，真弄得走头无路了。”有人吃了两棍，论者嘲讽道：“我想因看出丧而吃痛，太不值得了吧！”（《出丧趣屑》，《申报》1928年7月13日）看出丧的人们，“虽饱了眼福，却未免要吃些苦头，丢鞋落帽和扒去皮包，都还是小事；若不幸而发生踏伤孕妇或迷失小孩等惨剧，也只能‘打落门牙向肚裏咽’罢了”。于是有人说：“最好没有看出丧的闲人，就不致于有惨剧”，论者因而评论道：“话虽不错，但既无人看，也就没有大出丧了。”（姚克：《论大出丧》，《申报》1933年12月21日）“大出丧”与“看客”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互相成就，构成了民国社会的一道奇观。

盛宣怀

鲁迅、邵洵美与盛宣怀大出丧

对于“大出丧”这道民国奇观，鲁迅当然耳熟能详，在其作品中也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准风月谈·后记》中，鲁迅写过这样一段话：

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迫压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

这段文字涉及到1933年上海文坛著名的“女婿”风波。当时，邵洵美在《十日谈》上撰文说，人们之所以做文人，“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一支笔，一些墨，几张稿纸”，“无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邵还列举了五类“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类型，其中有这样两类：“（三）学问有限，无处投奔，但是外国文字，倒识得一些。于是硬译各种文章，自认为时代前进的批评家。”“（五）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小，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藉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硬译”曾是鲁迅的“自谦”，后被梁实秋撰文批评，鲁迅随即反击，以至于围绕“硬译”展开了“鲁梁论战”，“硬译”由此成了鲁迅的“标签”。“大学教授”、“下职官员”也符合鲁迅的经历，因此鲁迅专门撰文《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予以回击。（费冬梅：《1933年海上文坛的“女婿”风波》，《现代中文学刊》2014年第3期）

在《各种捐班》一文中，鲁迅指邵洵美步入文坛完全是靠钱铺路，是“捐班”文人。在《登龙术拾遗》一文中，鲁迅直接针对邵洵美的盛宣怀“孙婿”身份大做文章：

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声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

“阔太太”指邵洵美之妻盛佩玉，为盛宣怀的孙女。正如前文所言，盛宣怀大出丧是近代上海最为著名的一次丧礼，出殡仪仗“应有无不有，不应有亦有”，而支撑这一切的当然是盛家雄厚的家财，据传仅盛宣怀大出丧便“耗费三十余万”大洋。据学者研究，在盛宣怀去世后的第二年（1917年），盛氏家族专门设立“清理处”对盛宣怀的遗产进行清理。经过两年半的清理，盛氏财产清理处于1920年初公布盛宣怀家产共计13311396.495规元两。（云妍：《盛宣怀家产及其结构——基于1920年盛氏遗产清理结果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盛宣怀大出丧

在《准风月谈·后记》中，鲁迅将邵洵美的“作文人”与“大出丧”进行比较，因为在其看来，两者都要“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不同的是，邵洵美的“作文人”在热闹一阵后就“仍是一条空街”，而盛宣怀的“大出丧”在数十年后“还有几个市侩传颂”，因此邵洵美的“作文人”还不如盛宣怀的“大出丧”。

“大出丧”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本已极为不堪，姚克曾撰文讽刺“大出丧”，称大出丧时“棺材中的死人虽出足风头”，但其实只是一个幌子，功布中“祸延显考”的孝子们才是大出丧的主角，“雄赳赳的保镖是只保孝子不保死人的，便是全副仪仗也不过是壮孝子的威风，何尝为死人的体面”！邹韬奋也曾写道：“我每在马路上经过，看见出丧，尤其是大出丧，便发生‘靠叫花子闹闹’的毫无意思！”“聚了一大堆叫花子，锣鼓喧天，丝竹并奏，简直像‘欢送会’与‘庆祝早死’的气概！不但是极无谓的耗费，而且也是极讨厌的事情，极可笑的事情。”（韬奋：《靠叫花子闹闹》，《生活》周刊第3卷第5期，1927年12月4日）“大出丧”在当时知识人的眼中已然如此不堪，鲁迅还要嘲讽邵洵美的“作文人”还不如“大出丧”，可见鲁迅对邵洵美轻蔑至极。

邵洵美以富家公子的高姿态撰文，奚落当时文人的贫穷和落魄，可谓以富欺贫，而“大出丧”是富人的游戏，盛宣怀的“大出丧”又最为典型，恰好邵洵美又是盛宣怀的“孙婿”，鲁迅将这些联系起来，才有了将邵洵美“作文人”与盛宣怀“大出丧”进行比较的辛辣嘲讽，邵洵美真可谓自作自受。

稍可补充的是，鲁迅所谓“大出丧”在数十年后“还有几个市侩传颂”，也并非虚言。盛宣怀大出丧后，沪上每当有新的大出丧，看客们总是要将其与盛宣怀大出丧进行一番比较。例如1931年底，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标的大出丧便引起了这样一番议论：

“郭标盖过黄楚九了。”“远不及盛宣怀！盛宣怀那次出丧，哄动了几百万人，在上海总算是空前絶后。”街上的人你一句他一句的在那儿闲谈。（《从南京路说到南京城（上）》，《申报》1932年1月18日）

听说从前盛宣怀死后大出丧，闹动了好几十万人都赶来上海看热闹。不久以前永安公司总经理郭标出丧，我虽没曾亲眼看见，但据一般舆论批评，似乎也还“呒啥”。（《借死人出风头》，《申报》1932年1月28日）

盛宣怀大出丧几乎成为一个标杆，成为衡量其他大出丧显赫程度的标准。鲁迅身在“大出丧”最为频繁的上海，应该不仅目睹了许多的大出丧，也耳闻了许多有关大出丧的议论，因而在文章中运用“大出丧”作为材料时才如此得心应手。

毋庸置疑，鲁迅笔下最经典的“看客”形象，还是他留学日本期间在“电影”上看到的围观砍头示众的那些体格健壮但又神情麻木的中国人。这也是对鲁迅刺激最大的“看客”形象，以至于他在《呐喊·序言》和《藤野先生》中不厌其烦地一再提起。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鲁迅首次明确提出改造“看客”式的国民性，是在1922年底。从1906年在日本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到1922年底撰写《呐喊》序言，在这十六年间，鲁迅心目中有关“看客”的印象一定发生了不少变化。也许日本的经历只是埋下了种子而已，日后在国内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看客”式的生存方式，尤其作为“看客”盛宴的“大出丧”，想必是鲁迅经常看到的，也是刺激鲁迅不断深入思考的最为奇葩的社会怪相。或许，正是在这类现象长时间的刺激下，思考下，鲁迅逐渐形成了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看客”视角，并在作品中塑造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经典形象——“看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