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晚，由杭州市委宣传部指导，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都市快报和杭州市水上公共观光巴士有限公司打造的“夜航船”再度起航。茅盾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王旭烽为读者朋友们带来一堂《纳土归宋·钱俶的大运河》的主题讲座。
千年之前，钱俶正是从杭州出发，顺着这条水道奔赴汴京，以纳土归宋的家国大义，完成金瓯重拾、祖国统一的壮举。如今后人再行，只为能够得以读懂一代君王身处时代变局之中的抉择愿景。
三次行舟京杭大运河
在五代十国乱世之中，大运河不只是航运通道，更是吴越国与北宋王朝往来的重要纽带。王旭烽介绍到：“这条大运河上，我们吴越国人的大规模行动有三次， 两次是钱俶沿运河北上，最后一次，便是纳土归宋时三千族人浩浩荡荡北迁的船队。”
公元976年2月，是钱俶第一次沿大运河奔赴汴京。此前，吴越作为北宋藩属国，曾由担任 “天下兵马大元帅” 的钱俶亲自领军，配合北宋攻打南唐，为中国统一立下了大功。宋太祖赵匡胤大喜，盛邀钱俶入京。王旭烽特别强调：史料上正式记录，赵匡胤翘首期盼，以候大元帅。太祖承诺，见面后必送其回去，甚至保证说：“我是上天的儿子，我说话怎么能不算数呢？” 吴越国大臣崔仁冀亦力劝钱俶前往，称此举 “能保全宗族与百姓”。钱俶深表认可，由此主动上表，请求入朝。
王旭烽特意在地图上指出，为保障钱俶通行，赵匡胤专门打通瓜州至润州（今镇江）的一段水路，实际上就是专门为钱俶，疏浚了一段大运河，这就是今天的大通堰。此一路北上，沿途码头都有当地最高官员迎候，赵匡胤甚至让自己的弟弟、儿子们至运河沿岸相迎。钱俶携王妃孙太真、世子钱惟濬抵达汴京，宋太祖授以他“剑履上殿”的特权，破例册封孙太真为王妃。赵匡胤时常在后花园率亲友陪钱俶饮酒射箭，还会用手去拍抚钱俶的肩背，像个大哥一样。酒酣之际甚至要他的弟弟赵光义和钱俶结拜兄弟，被钱俶惶恐推辞。在此期间，吴越不停进贡，宋太祖则相应回赐。
数月后天热，太祖主动开口让钱俶南归，钱俶感激涕零，许诺三年入朝一次。赵匡胤答以不必，只说“我什么时候叫你来，你就再来好了”。返程路上，钱俶打开太祖给他的朝臣上书，竟全是请求扣留乃至杀掉他的奏章，吴越王深为太祖的家国格局震动，回到杭州后便把王座挪到一侧，以示对中央政权的绝对认可。孰料同年末，宋太祖骤然离世，其弟赵光义即位，正是宋太宗。
两年后，公元978年初，太宗再次召请钱俶北上。这一次吴越朝堂分化出两种声音：沈虎子一派坚决反对入朝，认为此去凶多吉少，不妨南北抗衡；而崔仁冀一派则主张必须赴京，天下统一乃大势所趋，不可逆流而为。吴越王看清了大势，再次准备出发。
行前钱俶到钱氏先祖陵寝哭泣祭扫，说很可能此去再也回不来，请祖先原谅以后不能亲自再来扫墓。王旭烽解读说：钱俶此行，实际上是做好了留驻汴京的思想准备的。故抵达汴京，宋太宗在长春殿设宴，安排已归降的南汉亡国之君刘鋹和南唐的亡国之君李煜作陪，他亦坦然，而宋太宗未给出 “事毕即返” 的信号，吴越国君臣亦做好了心理准备。
这一次北上，最终促成纳土归宋。同年五月一日，钱俶完成了纳土的全部仪式。同年农历八月初二，钱氏宗族中凡五服之内的三千多名成员、官吏，动用1044艘舟船，沿大运河集体北上，完成第三次大规模运河行旅。王旭烽描述那番壮观景象：“在秋日的斜阳下，一道南北相通的世界最长、最古老的人工长河上，浩浩荡荡地行驶着1000多条北上的船舶，吴越国可以说是消亡在这条大运河上的，这场面是壮丽的，也是悲壮的。”
船队驶向汴京，吴越国就此完成了它全部的历史使命。
纳土归宋的初心
后世常把纳土归宋解读为吴越国畏惧北宋武力、被迫投降。王旭烽结合史料作出个人的辨析：其实钱氏三代五王，从开国之君始，就认同家国同构。三百年的泱泱大唐，相较于五十年地狱乱世，吴越国主初心便已站队。《钱氏家训》早在初祖一代就确定了等待统一的和平愿景。钱俶是第五代国主，真心认同天下统一，王旭烽认为，钱王的内心纠结，并不在纳土归宋，恰在于他钱氏家族的背井离乡，是国土统一和钱氏家族北上移居故里之间的不舍。
这种矛盾，首先来自对江南生活方式的依恋。江南的饮食起居，青菜、丝绸、生鱼片，都是他割舍不下的日常。吴越历经近百年安定经营，江南富庶安宁。先辈已经把江山打下来，粮仓里粮食是满的，国境是安全的，老百姓是安居乐业的。他的设想是国家回归大一统，自己作为大宋臣民留居故土，葬于故园。
但钱俶毕竟是一个受过良好儒家文化教养和佛教思想熏陶的政治家，更可贵和幸运的是，钱氏家庭培养出了一个格局远大、情商和智商都超一流的仁慈君王。王旭烽尤为推崇钱俶的善良：“我真的没有看到过比钱俶更善良的国王了。”此时，儒家仁政的理念占据上风：“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成为吴越国纳土归宋的指导思想。
王旭烽总结说，推动钱俶最终下决心的，一是奉祖先之命，钱氏家训早有教诲：若出现真正的天下共主，便要老老实实纳土归宗；二是信仰的支撑，国师延寿禅师临终向他教导了 “六相归一、舍别归总”的佛家思想；三是他个人气质的取舍。王旭烽以为一个君王的个人气质也左右着历史。钱俶个人的基因和密码，深藏在他趋于安静与和平的生命载体中。他有很高的悟性，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总能选出一条最简单、最直接且符合历史规律的真理之路。四是吴越百姓的通情达理与君臣之间的通达体谅。坦率地说，此时纳土归宋具备了最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一切恰到好处，包括种种负面压力，此时都顺势而为，成为正向历史动力。
归宋后钱俶留在北土，十年未曾南归，恪守臣子本分，不参与任何阴谋诡计，绝不坏家国朝纲；儿孙无论在朝在野均有出息而不喧闹；自己无论在庙堂还是在基层都处之安然；六十岁生辰当夜，他在儿孙们诵读《诗经》的声音里溘然长逝。王旭烽感慨：“他是一个虔诚至极的佛教信仰者，但最后，他是在儒家文化的思无邪境界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当晚的夜航船上，还有部分“吴越十三州”钱镠研究会代表和钱氏后裔。一位来自湖州长兴的钱氏后裔动情地表示：“我们老祖宗钱林在王莽之乱时，作为谏议大夫，隐居到长兴。之后其后人钱孝憬到了临安，然后临安出了吴越国王钱镠。作为老家来的人，听到吴越钱氏三次走运河，真的心里特别激动。”
就这样，吴越的和平统一精神，随着大运河的流水，汇入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