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师傅

我第一次出国是1994年，正好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七。要去的地方很暖和：越南

1994年到2008年，我出国十多次。倒不是参加了什么旅行团，而是以技术工人的身份，参与了七个国家水电站的设备安装和调试，属于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援助。我去过的国家有越南、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印度、伊朗以及蒙古国等。

我今年67岁，是杭州发电设备厂的退休工人，别人都叫我孙师傅。

我第一次出国是1994年，正好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七。要去的地方很暖和：越南。

我们厂几千名工人中，只有8人拥有“技师”的职称，我当时37岁，是8人中年龄最小的。我也是全厂唯一拥有电气设备安装资质证书的技术工人，国内除了少数几个省，我都去指导过。

我厂生产的直径8米的发电机组和直径4米的水轮机组，以及种类繁多的配套辅件，装了15个集装箱，提前经海运到越南，全程要50天。

当时杭州到越南还没有直航，我们从上海飞到香港，再转机前往越南胡志明市。休息了一宿，次日一早赶往150公里外的水电站。

20世纪90年代，越南开始发展经济，社会上电力很紧张。这个水电站之前的4台发电机组不够用了，所以和我们合作，对原有机组进行扩容。

那4台老的发电机组还是1962年日本人援建的，30年了，仍运行良好。而我们扩容的新机组就在边上。

这就有点意思了，更像一场技术上的“国际比拼”。

阮工激动地对我说：“太谢谢您了，孙工！为我们国家节省了上万美元的外汇”

老师傅都知道，安装过程要一丝不苟，不能求快。

但越南工人急着赶进度，有个重要的零部件没有预热到200摄氏度，就组装上去了。更要命的是，工人在强行操作时还用大锤猛砸，把部件表面搞得毛糙糙的，势必影响今后机器运行。

我很生气，对工人提出严厉批评。“这机器服务的是贵国，你们蛮干胡来，将来停机检修甚至报废，受损失的是你们国家！”

给我当翻译的是越南国家电力设计院的一位工程师，叫阮公阳，他早年在中国留过学。我虽然听不懂阮工的翻译，但他的语气和神态都相当严厉，那些工人羞愧地垂下了头。

本来，被野蛮操作的零部件是要报废的。我根据多年经验，发现还有起死回生的价值，就把毛刺重新打磨、抛光，再预热到200摄氏度，结果很轻松就安装好了。新机组试车72小时，一切顺利。

阮工激动地对我说：“太谢谢您了，孙工！为我们国家节省了上万美元的外汇。”

我回国后，阮工还时常联系我，说中国的机器好，一直运行正常。还说我给工人上的课，他都录音了，并整理成文字。他把这些当成“教材”，已经培养了十多批操作工。

几年后，胡志明市另外一座水电站购买了我厂的发电设备。我第二次去越南负责组装。

巧的是，这次工人中就有当年我培训过的。听到这些“外国徒弟”一口一个“中国师傅”地称呼我，我心里热乎乎的，很自豪。

我们安装调试交付后，这个水电站就将是乌布苏省历史上首座水电站

阮工叫我“孙工（程师）”是抬举我了。其实，我就是一名技术工人。我能以专家的身份到国外指导技术，得益于国家对外开放的好政策，也和我自己的努力有关。

我们家祖籍绍兴，1950年我的父母移居到萧山。1957年，我出生在萧山义蓬，家里有兄弟姐妹4人，当时经济状况是很差的。17岁，我到义蓬的蜜蜂大队插队，被大队选为电工。

1979年，我通过招工考试，进了杭州发电设备厂。这个厂和杭州第二棉纺织厂、杭州齿轮箱厂当时并称萧山“三大厂”，也是国家中小型发电设备的重点生产企业。

能进3000多人的国营大厂，好多人羡慕我。我自己也很努力，进厂后刻苦钻研，先后担任电器调度员、工艺员、施工员。

1997年7月，厂里派我去蒙古国援建。乌布苏省在蒙古国西部，水电站又在首府乌兰固木200公里外。

一般水电站的上游，水流较大。但这里呢？平均六七米宽的河道，河水却是靠融雪汇聚起来的，水深才没过脚趾，枯水期则露出河床。就是这样的水，集中到用堤坝拦住的“水库”里，再顺着沟渠，流到机房，带动发电机组。因为水量小，只能安装2台300千瓦的机组。

这里是人烟稀少的牧区，牧民还在用羊油灯照明。我们安装调试交付后，这个水电站就是乌布苏省历史上首座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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