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杭州超山,晴风和煦,梅蕊争绽。幽幽梅影间,一众访客踏春而至,伫立于千年宋梅下,留影寄怀、临风题咏。此行“踏梅抒怀”者,正是黄炎培、胡厥文等民建先贤。这场看似悠然的超山赏梅,实则是风雨如晦之际一场审慎隐忍的秘密行动——1945年12月,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次年4月将总会迁址上海。建会初期,民建秉持“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积极为国家和平民主奔走。但随着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加剧,1947年10月,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被迫转入隐蔽活动。受此影响,民建也被迫转入地下,黄炎培、胡厥文等民建核心成员均被特务严密盯梢,活动处处受限。迷茫困顿之际,一束革命微光刺破阴霾。1948年初,上海地下党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交给了黄炎培先生。这份纲领性文件,清晰阐述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论述,让黄炎培先生深受触动。他读完后兴奋地表示:“未读毛主席文告前,对中间人士的前途感到悲观,读后始觉释然。中共并未拒人于千里之外,两大局面已成过去,今后只有一大了,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这一思想转变,不仅是黄炎培先生个人政治立场的重要转折,更引领了民建的思想觉醒。随后,黄炎培先生果断决定将这份报告秘密付印,分发给民建和中华职教社的成员学习,并通过《国讯》转载的方式宣传党的主张。1948年2月24日至25日,黄炎培、胡厥文等一行8人以游览为名,乘西湖号游览专车从上海赴杭州,借外出之机秘密商议民建组织事宜。一行人辗转孤山、灵隐等地,刻意做出闲游赏景的模样,次日乘车抵达超山。据黄炎培2月25日日记记载,抵达超山报慈寺后下车,只见“梅花怒开”。众人在宋梅树下合影,黄炎培应寺僧之邀作《超山观梅》诗一首。诗中以“独干老梅”自喻,彰显了民建先贤在艰难处境中坚守理想、不屈不挠的气节;“此花古拙饱桑海,即今山外喧金鼙”两句,则直白地传递出他对时局的判断——历经沧桑的中华大地,黑暗即将过去,革命的号角已在远方吹响,曙光终将到来!此次超山之行,既是一次关键的组织聚商,更是一场深刻的精神铸魂,更加坚定了大家追随中国共产党、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的信念。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并于5月1日正式发布。“五一口号”郑重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号召一经发布,迅速引发各界民主人士热烈响应。5月12日,驻香港民盟总部领导人沈钧儒委托盛康年带回信件,向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等介绍了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情况。黄炎培先生等随即回电,对响应“五一口号”表示“极感欣慰”,并认为这是“国家当前自救之唯一途径”。5月23日晚,民建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会议正式通过决议:“赞成‘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这一决议的通过,是民建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民建彻底放弃中间路线,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后续民建事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政治基础。岁岁梅开如故,拳拳初心永续。从早春超山密会、咏梅砺志,到初夏响应号召笃定方向,短短数月,民建完成关键政治转向。这段隐秘厚重的往事,是多党合作发轫阶段极具分量的鲜活见证。民建杭州市委会持续深挖这段珍贵历史,先后举办书画雅集、迎春联会等系列纪念活动溯源先贤风骨。今时今日,杭州民建人正赓续先辈爱国之志,立足城市发展履职担当,在新时代多党合作的宏大画卷上书写同心报国、聚力奋进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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