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00本藏书的“断舍离” 是别人阅读的新起点

杭州日报讯 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这是读书人的常态。但散书呢？恐怕可以用一句古诗形容：相见时难别亦难。有年头的阅读者，家中总有几百本甚至上千本藏书，到了不得不“割爱”的时刻，那还真是难以割舍。

散书，不仅是给书找一个新的主人，更重要的是找到对的那个人。这好比嫁女儿，“好书也要嫁好人”。

作者说，800本书，只送出了300本。欢迎书友们来挑选，让这些书有个好着落。

当一个人家里的书香散到更多人身边去，那这座城市的书香味又将浓郁几分。（记者 戴维）

当年，用数倍价格、数月时间买到了一套《资治通鉴》

退休后，准备回边疆老家定居，这一屋子藏书——大约有800本——就成了我的“心病”。

20世纪80年代是人们对书籍最为饥渴的年代，从那时开始，购书也成了我生活中的“刚需”。从几毛钱厚厚一大本，五六元一套名著集，到后来几十元薄薄一小本，我都买。

读中文系研究生时，大学图书馆处理多余书籍，其中一套《资治通鉴》我与一位女同学同时看上，对方抢先一步购入囊中。我急了，恳求她转让，结果被拒。

我纳闷了，一个生物系的女生，也对《资治通鉴》感兴趣？

等我摸清情况，多次去餐厅、运动场和她套近乎，漫不经心地聊天，但对方似乎有所警觉。

我不气馁。继续磨，以各种借口找她。以至某天被同学看到，说我“恋爱了”。

两个月后，女同学终于被感动，加上我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利诱”，那套书易主了。

在时代机遇的撮合下，我从遥远的边疆辗转到钱塘江畔工作定居。这一路上，早年的藏书或留、或弃、或送，但我的书还是越来越多了，因为不停地买买买。

有的书还是我写信去出版社求购的。那个编辑挺热心，有一套书他们没库存了，打电话给我，告知另外一个出版社有书。

我的藏书里还有长期订阅的《杂文报》和《杂文月刊》。前者是杂文类报纸，后者是杂志。两者陪伴我多年，是唯二看完后被精心装订起来的，下针、穿线、装封，可谓“慈母手中线”的再现。甚至还买了毛笔和墨汁，把自己不怎么优秀的字题上。我刊发的数百篇杂文，就是靠着这些书的滋养。

收集如此不易，可现在我却要处理掉——还是用“割爱”更恰当吧。这情绪的弯儿，我要好久才能转过来！

现在，费尽心思为书找个好“婆家”

一年来，我从未如此痴痴坐着，望着要离开的宝贝。书架上一排排书，好似列队的士兵，“唰唰”闪过眼前，我几乎可以说出每一本书的来历。

下决心好难，但定下决心便义无反顾。去年起，我开始有针对性地送书。

送书不比买书容易。

同事友人中，我根据兴趣爱好，挑书赠之。但我嫌这样速度太慢，每天挑上七八本乃至十多本，拍照发到朋友圈。马上就有友人留言说要哪一本。滇西抗战的图册，研究抗美援朝的历史书，最新版本的字典，也就有了新主人。

有谁预订了，我把写有人名的纸条夹在书里，成套的书就找根绳子捆住。因为要书的人多，送出去的书也多，还要分门别类，生怕弄混了。有的人羞于开口，我却能“洞穿”其心理，把对方感兴趣的书籍拿出来主动推荐。当我的诚意换来对方的雀跃时，彼此的心也绽开了花。

来拿书的人，都要求我签上名。我推脱“非我所著不便题字”，但架不住对方婉言“将来阅读便可想起赠书人”，故羞赧落笔“所藏书转赠某某”，然后双手递之，以示不舍和尊重。

一位岭南的小姑娘，很喜欢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我为她如此年纪便钟情200多年前的经典文学而欣喜。一通快递把书寄去，小姑娘高高兴兴地发朋友圈“晒”。此时我虽然难舍，但更为“好书嫁好人”抑或“适彼乐土”而宽怀。

一本够冷门的书《甲骨文虚词词典》，竟然有5位朋友争抢！我感叹：朋友圈里“专”者不少，藏龙卧虎啊。

有时，友人预订了，却久久不来拿书，我反而有点“杞人忧天”，又是电话、又是微信地提醒。

“送前舍不得，迟取又催促，你到底是什么心理？”朋友笑我。

等到人家真的来取书了，哎呀，那场景还有点小小的“肃穆”。想着跟随自己多年的爱书，此刻就要永久分离……

所谓一见不一定钟情，但日子久了必定生情，正如此刻——我与书。

有朋友取了书、看了我的书单，有点感慨：年轻时多读点书还是好的，哪像现在，我们读书的时间还不到拿起手机的一个零头？

我戚戚然。

其实，阅读永远不晚。我散出去的藏书，但愿成为友人们重新捧起书本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