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看见“心事”：乡村老龄化传播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编者按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梦园、特聘教授周裕琼在《传媒观察》2026年第9期发文指出，在乡村振兴与城镇化交织的背景下，乡村人口空心化与养老问题日益凸显。既有研究多侧重于乡村老年人的技术接入、数字反哺及工具性媒介使用，而对他们深层的生命意义安顿关注不足。文章提出面向“三生三事”的乡村老龄化传播整合性分析框架，将乡村老龄化传播研究分为生存、生活与生命三个维度，并将其分别对应于传播实践中的国事、家事与心事三类核心议题。目前对“生存-国事”与“生活-家事”的研究已经分别在接入与保障、连接与互动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对“生命-心事”的关注才刚刚起步，而后者恰恰是积极老龄化由外部支持走向内在实现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未来乡村老龄化传播在“生命-心事”层面可以拓展的研究方向和传播议题，包括生命叙事、疾痛叙事、临终叙事和死亡叙事四个层面，以期补全乡村老龄化研究的意义拼图。

一、引言

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有近半数的老年人，他们“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却难以全然实现“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乡村60岁及以上人口约1.21亿，占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4亿）的45.83%，占乡村总人口的23.81%，比城镇高7.99个百分点。“乡村”这一地域场域与“老年”这一生命阶段在时空上的交织，使人口规模庞大的乡村老年人陷入结构性边缘化与主体脆弱性的双重困境，成为典型的双重弱势群体。他们或是余生“带病生存”，却被忽视在病房之外；或是独自忙活生计，只能在老伴的“遗照”中寄托哀思；或是无法“直面生命”，甚至以决绝的方式服膺命运。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村老龄化已然成为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议题。这提醒传播研究超越技术中心主义的视角，将目光投向乡村老年人的生存处境、生活实践与生命经验。如果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对学者关怀周遭与社会的基本要求，那么对乡村老龄化问题的研究，还应当再加上一个“心事”：从微观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关注乡村老年人在衰老过程中的情感世界、精神需求与意义追寻，关注他们如何应对疾痛、安顿此生。对许多乡村老年人而言，生存与生活的困境尚有外部力量可以依凭，而生命深处的孤独却常常只能独自咀嚼。将“心事”提上研究议程，意味着将乡村老年人看作具有丰富情感与精神世界的生命主体。本文认为，只有把老年人的心事当作一种对生命的思考来理解和关怀，才不至于让他们的晚年陷入“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悲凉处境。

二、技术的在场：乡村老龄化传播中的“生存”保障与“生活”重塑

（一）传播作为乡村老年人的生存保障机制

数字乡村建设与人口老龄化的交织推进，让数字技术逐渐从一种可选择的信息工具转变为嵌入乡村社会运行的基础性生存设施。然而，“代际”与“城乡”数字鸿沟的叠加，使农村老年人成为智能时代典型的“数字弱势群体”甚至“数字难民”。即使互联网整体普及率提升，农村老年人的接入率仍显著低于城市，且对技术易用性的感知更为消极。数字技术对乡村老年人生存保障的介入，还体现在医疗与健康服务领域。随着远程医疗与电子健康技术的发展，数字健康逐渐被应用于乡村居家养老，并被视为缓解农村医疗资源不足、提升医疗服务可及性的重要途径。但数字健康等公共服务能否真正惠及乡村老年群体，不仅取决于技术可及性，更有赖于社会保障体系能否为其提供制度支持与权益保障。

（二）媒介嵌入下的乡村老年日常生活实践重塑

如果说“生存”维度关注的是乡村老年人能否跨越数字鸿沟、进入数字社会，那么“生活”维度则进一步聚焦于媒介如何真正进入并重塑乡村老年人的日常实践。在个体层面，算法推荐深刻影响着乡村老年人的日常观看与情感体验。依托血缘、亲缘和地缘编织的线上网络，乡村老年人通过模仿式自我呈现融入身边的人际圈子，以获得群体认同。媒介嵌入也在深刻重塑乡村社会的代际互动结构，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数字反哺。既有研究表明，乡村老年人的数字反哺发生场域以家庭代际关系为核心，并延伸至趣缘社群网络。然而，依赖子辈的反哺模式同样体现出张力，长期可能削弱其自主性，并加剧网络依赖与健康风险，甚至诱发新的代际紧张与关系冲突。媒介嵌入还进一步重塑了乡村养老实践。“媒介化养老”逐渐成为连接乡村老年人与家庭、社会的重要方式，深刻影响着养老责任伦理的重构、亲密互动模式的演变，以及社会养老观念的更新。

三、意义的失语：乡村老龄化传播中被忽略的“生命”维度

相较于围绕数字接入、媒介使用与技术赋能展开的“生存”与“生活”研究，乡村老龄化传播研究事实上已经部分触及“生命”维度，但其进入路径主要建立在健康传播的逻辑上。已有研究进一步从传播过程角度关注健康沟通机制，尤其强调人际传播与医患沟通的重要作用。既有研究多从信息采纳、技术接受或沟通机制等视角出发，将乡村老年人的生命主要置于信息传播与健康治理的框架之中。但对乡村老年群体生命健康的关注不应止步于此，研究者还应该倾听乡村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的复杂、多维理解，并认识到他们所理解的健康老龄化已超越生物医学范畴，涵盖了从社会互动到保持乐观精神面貌等更为整体性的生命体验。尤其当维系乡村老年人生命意义的社会关系、情感支持与价值确认机制逐渐弱化时，生命困境不再仅表现为健康问题，而可能进一步表现为更深层的存在危机。

在乡村场域中，疾病困扰与家庭矛盾往往交织为难以挣脱的身心困境，甚至可能将部分老年人推向死亡。当“没用了”“拖累子女”等认知被不断强化时，死亡可能被理解为减轻家庭负担、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其背后折射出代际关系变动与传统家庭伦理对老年人生命价值认知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对乡村老年人何以走向死亡的原因探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长期积累的心理困扰与情感体验仍未得到充分的理论关注。吴飞指出，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生命并非一种静态的存在，而被视作一个在家庭中动态展开的过程，其最基础的生活形态是“过日子”。刘燕舞进一步提出，“过日子”的核心动力来自本土概念中的“奔头”，即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愿望与价值，一旦“奔头”落空，人生就会陷入“生之失败”。由此可见，农村老年人的痛苦并不完全来自身体疾病，而更多来自角色退化、社会脱嵌、情感孤立与意义感流失。

四、“三生三事”：乡村老龄化传播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数字鸿沟、数字乡村等研究主要聚焦乡村老年人的数字接入与资源获取问题，数字反哺、媒介使用与社会交往等研究关注媒介如何重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围绕老年人孤独感、心理健康、自杀现象以及生命意义的讨论，则更多散见于社会学、老年学等研究领域。基于此，我们提出“三生三事”的乡村老龄化传播整合性分析框架。“三生”指向乡村老年人在老龄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三个相互递进的层次，即生存、生活与生命；“三事”则对应“三生”传播实践所展开的议题落点，即国事、家事与心事。

在生存层面，公共服务、医疗健康与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数字化，使媒介从信息流通的渠道转变为连接个体与国家资源的重要基础设施，传播在这里承担着接入与保障的功能，对应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国事”。“生存-国事”的核心命题不仅在于帮助乡村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更在于探讨传播如何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纽带，推动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公共资源跨越城乡鸿沟，真正抵达乡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使数字化治理转化为可持续的生存保障。

在生活层面，随着数字技术融入乡村老年人的生活世界，家庭互动、邻里交往与日常休闲越来越依赖媒介连接，传播也因此成为维系家庭纽带、重构日常社交网络的重要力量，并承担着连接与互动的功能，对应以代际传播、日常社交为核心的“家事”。”生活-家事”的核心命题在于探讨传播如何跨越空间阻隔维系代际联系，并进一步思考数字媒介如何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延续家庭照护、激活邻里互助与乡土共同体，使媒介从连接亲情的工具转化为重建乡村社会关系、支撑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纽带。

当数字连接的热闹归于沉寂，个体终须独自面对衰老、病痛与死亡等无法回避的生命处境，而仅有数字包容和社会连接并不足以回应他们理解自身处境、确认自我价值与生命意义的深层需求。因此，我们认为，乡村老龄化传播研究有必要进一步从生存保障与生活重塑迈向生命关怀，将关注点从外部资源和社会关系转向老年人的内在经验与精神世界，探讨传播如何参与生命意义的建构、表达与安顿，这对应以主体体验和感受为核心的“心事”。“生命-心事”层面并不否定前两个层面的重要性，没有“国事”层面的资源保障，生存尚成问题，遑论意义追寻；没有“家事”层面的情感连接，老人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更难获得叙述自我所需的安全感与倾听者。而当乡村老年人能够在“心事”层面获得表达的空间、理解的可能与精神的安顿时，“国事”所提供的制度保障与“家事”所维系的关系支持，才真正获得了超越生存与生活层面的价值归宿。

五、从工具赋能到生命关怀：面向“心事”的传播研究进路拓展

鉴于乡村老龄化传播研究对于“生命-心事”层面的关注仍较为有限，相关讨论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为了回应“心事”层面的复杂命题，有必要引入新的视角与方法。基于此，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勾勒出面向“心事”的传播研究拓展方向。

（一）重新确认自我的“生命叙事”

关注乡村老年人的“生命叙事”需要研究者超越猎奇式的浅层关照，回到老年人的生命经验本身，从他们的人生经历与生命感悟中理解其生命智慧。叙事老年学（narrative gerontology）强调，人的生命不仅由生物学过程构成，也由持续展开的生活故事与传记经验构成；认识老年人的尊严、人性以及独特性，应当将这些生命叙事纳入考察。对于乡村老年人而言，这意味着要想理解他们的晚年生活，就不能只停留在当下的需求满足，更需要进入他们的生命历史与个人记忆之中，体察他们如何回望过往、解释经历，并在叙述中重新认识自我。

（二）纾解身心困境的“疾痛叙事”

如果说生命叙事关注的是在精神与文化层面打捞乡村老年人隐秘的“心事”，那么疾痛叙事则进一步深入到他们肉身衰败与现实生活相互撕扯所构成的“身心困境”之中。阿瑟·克莱曼区分了“疾病”（disease）与“疾痛”（illness）两个概念：前者是医学体系中的病理诊断结果，后者则是患者及其家人对病患经验、身体感受、生活困境与社会关系变化的整体体验。慢性病的长期性与反复性，使疾病影响不断渗透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家庭关系与自我认知之中。迈克尔·伯里提出“生平中断”（biographical disruption）的概念，指出慢性病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生命事件，它不仅改变身体状态，也会打断一个人的日常秩序与人生进程。在适应疼痛的过程中，有些老人采取“忍让-屈从”式策略，通过沉默、放弃治疗或降低自我价值感来应对长期病痛；也有老人采取“管控-顺从”式策略，通过身体管理、角色协商和代际互惠维持生活秩序，疾痛因此成为社会张力、伦理协商与关系重构的重要场域。

（三）乡土关系网络中的“临终关怀”

在农村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城市、恶性肿瘤等疾病负担持续增加的当下，乡村老年人的临终关怀需求日益凸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3年启动第三批安宁疗护试点工作，明确提出推动安宁疗护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建立城乡兼顾的安宁疗护服务体系。既有研究表明，乡村老年人的临终处境不仅受到医疗资源约束，也深受家庭关系与文化观念影响。孝道驱动的积极治疗、经济压力下的放弃镇痛以及家属对死亡话题的普遍回避，使患者既承受着不必要的痛苦，也无法表达真实意愿。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开始了本土化的临终关怀实践探索。乡村医生作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中最基层的力量，在临终关怀实践中扮演着特殊而关键的角色。

（四）交流与表达中的“死亡叙事”

乡村老年人的死亡经验与丧亲和哀伤密切交织。在乡村社会中，这种哀伤又往往通过葬礼仪式、遗物处理以及日常社会交往等实践得到表达和调节，丧亲者在“丧失指向”与“恢复指向”的行动之间动态切换，实现哀伤的阶段性平复。死亡与哀伤需要通过交流与表达获得理解和安放，而死亡话语的交流正是乡村老年人积极面对死亡、调适哀伤经验的一种可能路径。一项针对传染病高发村落50岁以上中老年群体的混合研究发现，在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下，个体谈论死亡的频率越高，对死亡的恐惧感随之降低，其主观幸福感得到提高。

六、结语

在被衰老、疾痛、孤寂凛冽肆虐的晚年，一生稼穑劳苦的乡村老年人如同已灰之木、不系之舟，难以逃避身心痛苦的囹圄。我们认为，后者恰恰是为乡村老龄化研究注入生机与厚度的关键所在。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三生三事”的乡村老龄化传播整合性分析框架，旨在说明当乡村老年人的生命如同田间作物，随着季节更替由青葱转为凋残，对他们“生命-心事”的关注与“生存-国事”和“生活-家事”并无轩轾，它是传播回归对生命意义关怀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老龄化研究不应沦为单纯的苦难叙事或客体化同情。正如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所呈现的那样，尽管阿嫲内心深处藏着跨越数十年的伤痛，但其依旧在日常的劳作、拌嘴和回忆中，哀而不伤地安放着生命的重量。因此，传播研究在关注乡村老年人的生命处境、倾听疾痛与孤寂的同时，也应当看见他们在有限条件下积极建构意义的能力和昂扬的生命本色。惟其如此，乡村老龄化传播研究才能从关注问题走向理解生命，在尊重主体与守护尊严中，真正实现面向“心事”的生命关怀。

（载《传媒观察》2026年第9期，原标题为《面向“三生三事“：从生存保障到生命安顿的乡村老龄化传播研究》，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6lC6iRrcKXJjYP-9i4f7Q。）

【作者简介】张梦园，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裕琼，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