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老党员老干部以亲身经历诠释走好党的群众路线 他们，当年这样下基层

学习推广“四下基层”是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抓手。记者日前采访省内多位退休老党员老干部，以其亲力亲为的下基层故事，为当前开展“四下基层”走好党的群众路线提供镜鉴。

“在办公室写不出好文章”

“苏州农业老汉”——这是苏州市农业农村局退休老同志蒋金龙的微信名。“如果说这些年的农业工作给我留下了什么，首要的就是一句话——在办公室写不出好文章！”在田间地头扎根近40年的他感言。

1977年，蒋金龙奔赴援藏一线。当时西藏推出一系列促进农牧业发展的政策，将好政策第一时间送到田间地头，用政策助藏民“富脑袋、鼓口袋”，成为农业干部的首要工作。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比如为推广使用农药，蒋金龙反复讲解、免费发放还送药到户，使尽浑身解数，当地农民还是持质疑态度，大型虫害发生后，他们的处理方式仍是将虫子一只只抓到远处放生。

困难不少，但解决的办法也在土地里。蒋金龙和同事们通过多次观察，在不影响使用效果的前提下，改变农药播撒方式，从田间蓄水环节入手，直接将药粉掺进蓄水池。一年下来，没有了病虫害，青稞等农作物产量大幅提升。

“实践出真知，不在土里用一用试一试，不在大太阳下晒上几回，永远不知道什么东西才能真派上用场。”在西藏14年，蒋金龙平均每年有四分之一时间扎在地里，根据实践经验，将8项适合西藏的农业技术编辑成册。“有的技术直到前两年才被淘汰，最长的沿用了20年。”蒋金龙自豪地说。

走下去、深下去，才能给群众当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翻译”，这条准则让蒋金龙在后来的工作中一直受益。回到苏州后，蒋金龙注意到，苏州大米以其“软糯香甜”备受本地居民欢迎，但各家种业公司售卖的“南粳46”种子，培育技术各不相同，后期对种植户的技术支持也千差万别，最终收获的大米口感就有了优劣之分。如何帮助粮农选到真正对路的大米良种？蒋金龙与同事们创新组织大米品鉴活动，十几家种子公司当堂“争香”，消费者当裁判，哪家米最香甜、最受欢迎一目了然，粮农们在选种时有了更多参考依据。

回顾从“土里”找办法的经历，70岁的蒋金龙深有体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绝不只是发一份文件、开一个会这么简单，干部不切切实实在地头把脚跑出血泡，拿出的办法就有可能‘水土不服’。”

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党中央强调，要把‘四下基层’作为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的重要抓手，我们老同志积极学习，感触颇多。”78岁的曹能新聊起他在南通工作期间以调研开路的往事。

参加工作头几年，曹能新在当时的海门县委组织部干部组工作。由于考察干部等工作需要，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门各个村的生产大队及社队企业、县属工厂企业间奔波，“长期和基层群众‘泡’在一起，我对海门各地工农业发展情况及特色了如指掌，对我后期开展工作有很大帮助。”

1993年5月，曹能新担任当时的海门县县长。其时，国内一些城市已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如何选择一条正确路径，让海门发展真正提速，考验着当时的领导班子。“确定发展路径绝不能一拍脑袋就做决定，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曹能新扎扎实实搞起了调研，多次带队去先进地区取经。为学习发展乡镇企业的经验，他和考察团走遍苏州、无锡、张家港、常熟、江阴等地；为求取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他带队到广东佛山、顺德、东莞、深圳、珠海等地。“走万里路，取发展经。”经过反复实地对比分析，曹能新充分认识到海门与其他地区主要差距所在，为后来海门“抓工业发展、抓乡镇企业、抓项目落地、抓招商引资”的发展路径奠定了基础。

1997年之后近10年，曹能新转任南通市委副书记。面对千头万绪的新工作，怎么找重点、求突破？借鉴过往经验，曹能新还是用好调查研究这把“金钥匙”。2001年起，南通开始探索农村税费改革，这项工作事关全局，涉及规范国家、集体、农民三者间的分配关系，能大幅减轻农民负担，但改革难度也不小。“农民们怎么想的？有什么好建议好办法？”为弄清这些问题，时任南通市农村税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曹能新花了大半年时间，和有关部门一起走遍全市8个县（市、区）。“通过多次深入调研，我们基本摸准了这项改革推动的难点，即改革后村里的基本保障问题，特别是村干部报酬这一块。”工作组由此提出工作预案，建议落实转移支付等“减人减事减支”的配套改革举措。接着，在各县（市、区）各选1—2个乡镇作为试点，反复推敲如何正确处理农民减负和保证基层正常运转的关系。最终，南通各县（市、区）都拿出了既体现上级要求又符合当地实际的方案，改革得以平稳开展。

“回顾几十年工作生涯，我最大的体会之一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新时代领导干部面临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重任，更要坚持多下基层调查研究，发现并正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既能惠及一方百姓，也能密切干群关系。”曹能新表示。

终身做“连心桥”上一块砖

平均每年接待上访群众2000多人次，处理人民群众来信2000多封，退休后又被国家信访局特聘为信访工作研究员，省信访局原巡视员张云泉从事信访工作近30年，在这个出了名难干的岗位上成了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1983年，张云泉从海军退役后转业到泰州市信访局。对他来说，信访工作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信访工作怎么做？一定要到发生问题的现场去，你坐在办公室里听情况反映，和到现场去看、去听、去问，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从陌生到熟悉，张云泉最大的体会是：“到基层一线去、到人民群众中去，是做好信访工作的根本。只有多下基层，才能抓住信访问题的‘源头’，找到解开问题死结的‘线头’。”

张云泉曾接手过一起拆迁“钉子户”的信访难题。他在办公室读到的材料说，该户与政府“顶牛”，要价高；到拆迁户家里，他听到的却是，当地一任领导就一个乡村建设规划，导致居民6年拆迁3次，每次搬到新居不久又被通知拆迁。张云泉随即进行专题反映，有关领导和部门高度重视，从严要求各乡镇制定科学合理发展规划，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长期下基层从事信访工作，张云泉感触颇深——干部和群众面对面沟通，可以更快拉近距离、增进感情，从而将心比心、互相体谅。某片区旱厕改水厕施工遭抵制，一个厕所改建3次，又被推倒3次，3个月都没能建起来，造成附近不少居民生活不便。张云泉接访后，立马赶到现场。原来，厕所周围几户居民都不希望厕所更靠近自家，导致施工频频受阻。张云泉与这几户群众反复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厕所与几家的距离都要相等。施工工人嫌弃满地粪便，张云泉脱下鞋袜，卷起裤腿，自己用尺子量距离。现场群众感动了，事情也得到顺利解决。“所以说，坐在办公室里解决不了现场的实际问题，靠电话指挥历练不出处理问题的真本事。”张云泉感叹道。

2009年张云泉退休后，不少群众遇到困难仍然习惯打电话或写信找他。有人劝他退休了完全可以撒手不管，他却回答：“干部都有退休的时候，但和老百姓的感情永远不能退。”直到现在，张云泉还和刚到信访工作岗位时遇到的上访对象保持联系，关注他们过得好不好、有没有碰到新问题。

“我们党员干部终身都要努力架好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每个人都要做连心桥上的一块‘砖’。”75岁的张云泉说。

堵点难点在哪，工作现场就在哪

“两手拎着鞋，脚上全是泥，赶在早饭前，所有干部就把各自的管辖区域走一遍，对各种问题了然于胸。”回忆工作经历，74岁的无锡市锡山区政协原副主席过兴南记忆犹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如火如荼。对锡山区来说，解决企业发展缺资金、缺技术、缺材料、缺市场“四缺”问题刻不容缓。锡山区原副区长孙建南回忆，当时从上至下都是主要领导带队，不过周末、早出晚归，召集各条线负责人集中现场办公，逐项分析问题、逐条解决困难、逐村（社区、企业）谋定思路。

“我们不光是制定决策，更多是围绕经济发展的实际行动亲力亲为。”时任锡山区东亭镇工业公司总经理的过兴南清楚记得，1986年他刚到生产车间，原东亭荧光灯厂厂长蔡龙庆就来反映开发新产品碰上技术难题。“我们找专家来。”过兴南一口应承，带着蔡龙庆一次次跑院校，门槛踏破、嘴皮说破，终于说动电光源研究领域专家蔡祖泉和真空科学领域专家华中一担任“星期日科学家”，成功帮助企业攻克难关，开发出温白色日光灯等新型产品，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过兴南看来，带着课题和问题下去，当面锣、对面鼓地现场办公、当场点题，干部们才能真正心到、身到、服务到，才能寻找到推动发展的思路和办法。“在招商领域更是如此，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即便如今通信技术再进步，人与人的沟通再迅捷，但亲身走到企业中，和员工面对面交流，效果还是大不一样。”1997年，过兴南到锡山经济开发区主持工作，当时开发区将招商方向瞄准台资企业，提出“东有昆山，西有锡山”的口号。“我们向台资密集的广东地区派遣招商小组，驻点招商、敲门式招商、地毯式招商，往往前一天上午台企刚刚开会商讨北上规划，第二天上午我就已带着开发区税务、海关等部门的招商人员出现在企业门口。”

多年纳税总额位列锡山第一的健鼎（无锡）电子有限公司，是台湾健鼎科技有限公司在大陆投资开设的首家工厂，当时为争取健鼎科技选择锡山，过兴南一早就守在企业考察人员必经路上制造“巧遇”。“这个行业环保要求非常高，COD排放、VOCs排放、重金属离子排放等内容，对我而言完全陌生。”为此，过兴南提前下苦功，对企业提出的大量问题对答如流，成功推动企业落户。“我们把这个项目作为标杆建设，我和当时两位主要领导每天两次去建设现场，一看进度、二看品质。”在健鼎电子带动下，锡山经济开发区很快就打造成为PCB产业高地。

“无论何时，发展的堵点难点在什么地方，党员干部工作的现场就应该在什么地方。”过兴南总结道。

记者 陈月飞 林元沁 陈珺璐 徐睿翔 胡兰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