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说江南，塑造古今交汇新胜景

11月4日，“志说江南·2022苏州圆桌会议”召开。作为第四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节·国际旅游节主题活动之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研究者、方志学者、文史专家以及长三角地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代表近80人齐聚苏州，聚焦江南文化之传承与创新，把脉江南文化品牌塑造，共同“志说江南”。

地方志为江南文化构建了文化共识，也为江南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由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承办的“志说江南·苏州圆桌会议”已举办三届，会议以丰富的学术成果推进江南区域的地方志研究，为“江南文化”品牌夯实史志根基，推动江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通过方志的视角多方位发掘江南文化内涵，着力彰显江南文化的千年底蕴、时代价值。

活动现场，《江南旧志图选·城池》《江南旧志图选·境域》出版首发仪式举行，并向江苏南京、无锡，浙江绍兴，安徽黄山等地方志工作机构，以及苏州博物馆、苏州图书馆、苏州大学、苏州城市学院、苏州市职业大学等单位赠书。同时，还举行了“志说江南”文化品牌商标揭牌仪式，该文化品牌由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注册，已在印刷出版物书籍、印刷品、网络论坛、多媒体产品设计开发、地图等多个领域取得商标权。

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苏州市方志馆馆长乐江表示，作为聚焦江南文化主题、聚合江南文化研究力量的年度学术盛会，会议以“志”为脉，挖掘方志的独特价值和丰富资源，旨在搭建志说江南文化、讲好江南故事的平台，为“江南文化”品牌塑造贡献方志力量，为中华文化研究保护传承发展贡献苏州力量。

现将本次圆桌会议主旨演讲及主题研讨环节的部分专家学者观点进行摘录精编，以飨读者。

范金民

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院博导

江南文化地图的发展演变，基本可以概括成南京轴心时代——东晋南朝时期、苏杭时代——隋唐宋元时期、苏州时代——明到鸦片战争前、上海时代——鸦片战争以后这四个历史阶段。可以说，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文化以“赋税甲天下、科第冠海内、时尚领潮流”等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

唐代中期经安史之乱，迭遭兵燹，藩镇割据，历史上一向发达的黄河流域急剧衰落，而长江以南迅速崛起，江南赋税已成为国家的支柱，唐代衡州刺史吕温曾言：“辇越而衣，漕吴而食。”明清时期，江南更是被视为人之胸腹，据统计，朝廷每年向产粮省份征收400万石漕粮，而苏州一府每年交纳漕粮约69.7万石，占全国漕粮总数的17.4%。

辉煌的科举教育成就是江南文化的一大特色，总体而言，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至少有一个来自江南。清代状元112人（不计2个满状元），江南各府多达58人，占半数以上，特别是苏州一地，达到29人。江南进士流品不一，但识大局、持大体者后先相继，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沉重的使命感。

江南进士在追求舒适享受的同时，充分利用人杰地灵的有利条件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赋诗填词、作文撰史、写字画画、审音度曲，可谓样样出彩。万历时王士性曾说：“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直至清末，黄绍箕说：“本朝士大夫之学问、词章，一切风气，大概皆江南人主之，上而至于圣学圣治，无代无江南人密赞。”江南时尚的风行、江南强大无比的影响力，是由江南人刻意制造出来的。江南人特别是苏州士人，利用江南商品生产发达，文化底气丰足，自然条件优裕，乃至地域人文集团势力特别强大等优势，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不断推出新品新样，不断创造着新奇，制定着适合自身有利于己的江南标准，操控着海内上下进退之权。

以苏杭为中心的江南风物习尚，不仅在全国享有盛誉，也是全国生活趋向的风向标，甚至在一向仰慕中华文明的东邻日本、朝鲜、琉球和西欧各国，也充满着迷人的魅力。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西方人眼中的苏州，仍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一切高级美好的东西，仍是苏州风情的体现。

尹占群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文物局）研究员

江南是一个古老而有无限活力的美丽家园，它存续了数千年，也持续发展繁荣了数千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奇迹。江南文化中超越时代的财富观念、崇文重教的文化取向、精致优雅的生活方式是人类心智的觉醒，具有普世价值，超越时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江南人依据人和社会的现实需求，创造性确立超越时代的财富观念。农工商虞在江南经济中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逻辑起点是农业，由于自然条件独特，加上江南人善于经营，农业产品除了缴纳税粮和满足自给外出现剩余，为农业商品化创造了条件，使社会财富和家庭（个人）财富有了较好较快的积累，也为个人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明清之际，苏州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江南人崇文重教的特点，包含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更是江南人的一种“心智觉醒”。清人汪琬曾说，苏州有两样特产：一是梨园弟子，二是状元。这是对苏州崇文重教文化传统带有诙谐性质的诠释，反映出苏州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气质。

一般来说，生活方式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普及程度决定的。苏式生活主要特征是精致优雅，这种精致优雅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无一不精致考究的园林，文气不俗的工艺，雅俗共赏的评弹，美食，等等。在江南文化环境影响和吴文化熏陶下，苏州雅俗共赏的市民文化兴盛，这与商品经济发展、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密不可分。

一种文化如果没有发展创新必定会萎缩消亡，江南文化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始终秉持“因地契时”的灵活态度和融入当下的创新精神。既赓续江南文化优秀文脉，又能放下包袱，面对现实，面向未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丰富发展江南文化内涵，赋予其时代性，体现了强大的创新能力。

研究江南文化价值特征，目的是博古通今，古为今用，为当代服务。通过研究寻找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和精神谱系，从中获得历史启示和文化滋养，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积极叙述传播江南文化，并在江南文化传承发展中留下有价值的当代印记。

程章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博导

中国历史悠久，因此记忆文化的资源也非常丰富，在中国非常发达的记忆文化当中，石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吕氏春秋·求人》中记载：“（夏禹）功绩铭乎金石，著于盘盂。”所谓“铭乎金石”就是指大禹的功劳曾经被铭刻在青铜器和石头之上。目前，从考古文物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石刻文化至少可以从周代算起。可见石刻作为一种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记忆文献，见证了民族的千载兴衰和人事更迭，是中国悠久深厚的记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州地区历来有非常丰富的碑刻资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州的四大宋碑，即《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和《平江图》，简称天、地、人、城四图。四大宋碑从四个方面保存了苏州的城市文化和历史记忆，它们不仅是苏州地方文化的纪念碑，也可以说是江南记忆的丰碑。

明代学者好修方志，也注重著录石刻。明清时期所编撰的方志，无论是《乾隆江南通志》，还是《苏州府志》，都非常注重石刻。在通志和州郡府县志的基础之上，还诞生了江南地区的各种金石专志，比如《江宁金石志》《昆山金石志》。近现代学者也编纂了很多地方的金石图录和金石志的专著，在这个方面不得不提及苏州的晚清学者叶昌炽，他在收集石刻文献，进行石刻这种记忆文献整理的过程当中，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他的日记《缘督庐日记》，一本是他整理石刻文献的系统性专著《语石》，这两本书至今还是我们研究石刻这一类记忆文献的必读书目。

现今，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江南记忆是中国文化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要有组织化、制度化、体系化地收集整理各地的石刻文献，把这份珍贵的记忆文献保存好，传承好。保存好这些文献就是保存江南文化的记忆，也就是保存中国文化的记忆；梳理了江南文脉，也就等同于梳理了中华的文脉。保护文化，才能记得住乡愁，才能彰显地域文化的魅力，提升城市神韵和活力，这对于进一步在新时代夯实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杨旭辉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鲁迅在给青年艺术家陈烟桥的书信中曾写道：“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抵不以为然。”这一重要的艺术命题，后来被理论界凝炼成“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这句话还是停留在书本上，或是口头上喊喊而已，“千城一面”的现象是过去对现代化理解偏狭而导致的一大显性问题，最近几年也备受诟病。

在这股“势力”中逆流而上的，却要数山温水软的“最苏州”。这些年，苏州在对传统的保护中实现城市文化的发展和城市规划建设的苏州特色，逐渐摸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苏州路径”，这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当下，我们需要集中精力打造“最具姑苏标识”的文化名片，让苏州不仅仅是中国的苏州，更是世界的苏州，跻身世界文化名城之列。

精耕细作的稻作文化传统，苏作工艺的精雕细琢，园林营造的精妙绝伦，苏州文学艺术的精彩纷呈，就连苏州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是精洁丰腆的……这些无不反映出苏州文化中对“精巧典雅”的追求，而这样的精神内涵岂不正与时代急切呼唤的工匠精神相契合吗？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高端制造业和高水平的产业集群，也需要这种至善至美、精益求精的精神。2004年苏州获评“CCTV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这一殊荣，当年的一段颁奖词时至今日依然让人记忆犹新：“她用古典园林的精巧布局出现代经济的版图,她用双面绣的绝活实现东西方的对接。”

当代苏州的发展，正是因为传承了文化传统中的“精巧”的“绝活”，才能够在改革开放的数十年时间内创造出一个个发展的奇迹，为民族发展提供了包括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等一系列的宝贵精神财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精巧”这一文化基因在苏州社会、经济各项事业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必将在今后的很长时间内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精巧”应当成为凝炼苏州文化核心理念首选的关键词，成为“最姑苏”标识文化名片打造的首选，它不仅与历史、传统有着文化基因上的紧密联系，同时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引领未来苏州城市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江南不仅是中华文明最富有魅力和活力的地区，也是我国方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和资源富集地。清人毕沅和洪亮吉都认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清《澄城县志·序》）。江南方志有三个特点：一是体量大，这主要表现在种类多、数量大、范围广。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地方各种志书约1200种，留存至今近千种，占全国现存旧志的十分之一左右。二是名志多，江南自古经济繁荣、文教发达，素来重视乡邦文献的整理编纂，史上各种名志层出不穷，如《乾隆江南通志》《绍熙云间志》《新安志》《咸淳临安志》《吴郡志》等，不仅赓续了江南区域方志文化的主脉，也为全国方志编修提供了规范和标准。三是内涵深厚，江南方志文化构成了诗性与理性、审美与伦理、出世理想与入世实践的完美平衡与有机融合。

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江南”的概念。据《吴越春秋》记载：“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此处的“江南”指的是东周时吴、越等诸侯国所在的区域。由于长三角的范围过于宽泛，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像古代的江南省，因此同样需要确立江南方志文化传承保护创新发展的核心区。

201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同时也为江南方志整理、研究、阐释、展示、保护、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建设上，江南方志文化传承着江南地区的文化基因和文明价值，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精神根系和重要动力。

在建立江南方志核心城市体系的同时，我们以明清时期江南“八府一州”为主体，以江南诗性文化为区域文化主脉，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空间布局，按照“以古代行政区划为标准，同时参照现行行政区划”的修史原则，需要补入与江南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的一些城市，如与吴文化、越文化关系十分密切的徽州，如作为越文化中心城市的绍兴等，构建适应长三角一体化的江南方志核心城市体系。

朱栋霖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昆曲评弹研究院院长

从明代开始，南方经贸与文化总体迅速超越北方，苏杭两地虽然地理风土资源接近，可是苏州又超越杭州。究其原因，我认为在于大运河提供与开启了新的庞大的资源。

明朝中叶，浚通大运河的效益开始溢出。苏州北端枕长江，北方的货物到南方来进行经贸交流，到苏州更为方便，从西南经长江的货物在苏州落地交易，也较到杭州经济，所以苏州成了明代大运河浚通之后最得益的城市。明代笔记《寓圃杂记》记“吴中近年之盛”：“以至于今，愈益繁盛。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重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

苏州宋朝的平江图，石刻苏州地图，至今陈列于苏州碑刻博物馆。宋代苏州城是个端正长方形的格局，城内三横六纵以河流划分格局，方城周边是城墙。在平江图左下方西南，就是到了盘门，那里有吴门桥，是苏州最高桥，也是江苏最高单孔石拱桥。

苏州地处吴地，吴地文化特点是水文化，水乡泽国、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形成苏州独特的“水天堂”文化，这其中就包括在水中看戏，明清一些昆曲家班的主人还自行设计制造巨型戏船。戏船上演出以清唱和折子戏为主。明清戏船的演出活动是“堂会”形式的扩展。晚清以后，戏船开始在村镇码头活动，观众就在岸上，或也乘船，围着戏船观演。当年这样的戏船就载着一个一个昆班到杭嘉湖各地演唱昆曲。

水，太湖和运河的水，养育滋润了江南。水是江南的灵魂，江南的流水浏亮清幽，和北方的水不一样，和洞庭湖的水不一样，江南之水清澈纯净而又温和婉转。水的温婉灵动，赋予苏州人以柔情秀逸、人文灵慧，它催发了吴地苏州整体新的美学精神骤然艳放，形成了以清雅、柔曼、缠绵、婉约为基调又隐含刚劲的美学特色。

山塘河街，是代表苏式美学和运河文化的一大标志建筑。唐代白居易在此地浚通河流，筑堤为街道，从阊门直通虎丘，在明清成为“白公堤”。山塘街第一站，虎丘，千人石畔虎丘曲会，于明清两代连续五百年。可以说，丰茂的经贸活动，吴地水文化，诞生了昆曲，并促进昆曲风格的成熟，也正是大运河带来的水运贯通促成了明清苏州经济与文化的繁荣。

查屏球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导

白居易的《长相思》是一首流传甚广的名词：“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宋人黄升对此点评道：“此词上四句皆谈钱塘景。”亦即前四句写钱塘之景，是以行旅于运河之上者，面对杭州边吴山时所发出愁绪。经过了汴水、经过了泗水，再过了京口瓜洲，就到达杭州西湖，见到点点湖边吴山就生起层层羁旅之愁。以此引起下阕思归情绪。如此解来，本词主题是写运河行旅之思的，为唐中后期运河行旅文学展示了一个全程空间。

关于大运河的旅行，唐代李翱《来南录》有一实录：“自洛州下黄河、汴梁，过淮至淮阴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顺流。自淮阴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润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这段大运河的舟行，减除洛阳到开封近四百里，全程约二千七百里，用时五十五天，根据唐《公式令》记载：“空船河卅里，江五十里，余水六十里。重船、空船顺流，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依李翱所记，日行已近五十里，不仅符合官方规定，也表明当时的运河交通非常畅通。这是唐代最繁忙的交通线，也是唐代官员过往最多的线路，因此，在唐代运河行旅文学中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也不足为怪了。

在白居易的这一旅游热线中，“瓜洲古渡头”这一节点值得关注，由文学地理看，这应是指润州到江宁一带，虽然江宁只是润州的一个县治，但是作为六朝故都，文化地位甚高。唐朝读书人多以《文选》为训练诗文的基本教材，《文选》形成于南梁，所选作家、所选作品、所写内容大多与江南有关，因此，唐朝读书人受《文选》的影响，多有江南游历之事，在安史之乱之前，这一现象尤为普遍，孟浩然、崔颢、李白等都有这一经历。如杜甫《壮游》回忆年轻时的江南游也是因循这一线路：“东下姑苏台，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王谢风流远，阖庐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荷芰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浪……”诗中不惜笔墨地叙述他由江宁出发向东一路游历吴越之事，也足以见出大运河在唐代文学中所占的分量与比重。

李世超

苏州市职业大学教授、丝绸应用技术研究所所长、江苏省丝绸专家委员会主任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江南气候温和，适合种桑养蚕，苏州历来是丝绸生产和丝绸贸易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精湛的加工技艺、丰富的丝绸品种，使这一源远流长的生产技术在历史上与苏州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同时它又和苏州的城市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为苏州的经济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丝绸是纺织纤维中的皇后，是高档次的产品，“中国蚕桑丝织技艺”已被列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保护与传承。丝绸的纤维结构和人体皮肤是类似的，既轻且不导电，又有隔热效果，具有保健功能，目前没有其他纤维可以取代它。最新的蚕丝包芯技术和蚕丝被等产品研发已经走入了大众的生活，进一步拓宽推广丝绸的应用场景。

丝绸行业与重塑苏州“城市名片”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我认为在提升科技含量的同时，要发挥产品的自身优势，并逐步拓宽到其他领域，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根据苏州城市的地域特点和文化特点，可以设置多个产业化、常态化的交易平台进行补充，具体可以结合苏州的文旅产业逐步建设，解决不断推出新品的市场化问题。

苏州大丝绸的概念已经初步形成，自身的内涵体系也得到了一定增强，特别是企业和丝绸人的文化意识、品牌观念越来越强，打造一个国际化丝绸都市的浓厚氛围正在变成丝绸业的新常态。因此，我们更应该以创新创意引领，加大丝绸最终产品的研发，不断推出丝绸新品，并真正地形成产业化的商业气氛，使苏州的丝绸走出升级之路，真正地走上国际化之路。

近几年，苏州不论在政策建设、品牌提升、服饰大赛、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距离成功塑造江南丝绸文化品牌、推动苏州丝绸文化发展的目标越来越近。未来，希望苏州的丝绸产业能在三个方面越做越好：夯实产业基础，加大保护传承；打造江南品牌，讲好丝绸故事；融合文旅创意，拓展丝绸潜力。

文字整理 宋梦露